他们一开始的渴求，是“恢复秩序”，这个民族不要再这么乱下去了。
当一个国度的文学家们都这么想的时候，把它作为民族性并不过分。
那么，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什么呢？
尾上兼英站起来，他问了这一个问题。并且，他微微弯下头向余切致意。
余切给出前置关键词：“物哀文化。”
日本人没有反对，他们当然不会反对了。
日本人的民族性是“秩序”吗？他们战乱了数千年，近代才得以统一，这怎么会和“秩序”有关系。
“物哀这不是我来定义的，而是你们日本人自己这么说的，十八世纪之前，日本的研究学者发觉日本文学中的存在某种普遍特质，这种特质的文学巅峰也是你们日本人来创作的……”
余切扫向台下的人：“你们认为这个文学巅峰是什么？”
答案不约而同，是《源氏物语》。这本书里面的“物哀”不光是哀伤，而是“真情流露”，被外部世界的变化所打动，称之为“哀”。
余切说：“尽管中国人也有‘物哀’的想法，也有对外部世界的共情，但中国人更为积极主动，我们想要改造外部世界，从流传在我们民族的神话传说来讲，我们多的是‘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这些故事……而日本人更多的是神灵之间的互动和冲突，以及他们所造成的灾难。”
日本的神话不光是灾难，也有对太阳的崇拜，祖先崇拜，政治特性——如果不是眼下中日正好，余切真要说一句，请反对天皇吧，他们伪造了你们的神话。
将他伪造太阳神的子孙，将皇室作为神灵的血脉。
他又问：“在座有研究马哲的吗？”
怎么会没有呢？尾上兼英本人就对马哲有涉猎，余切向他说“物质决定意识”那一套东西。“日本的自然环境多灾多难，频繁的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使得日本人对生命的脆弱和无常有深刻的感受。”
但余切又说，“中华文化源头是黄河文明，生产力发展的必要，促使我们构成对‘秩序’需求的自然基础，但黄河这条母亲河也并不是一直那么温柔，在历史上，它多次改道、泛滥，引发惨绝人寰的事件……但尽管如此，中国却没有产生大规模的物哀文化。”
“我们可以这么说，从秩序上讲，中国人渴望这个世界运行有道，而日本人并没有；从物哀上讲，中国人更为积极向上，要改变天，改变地，而日本人没有表现出这种文化，他们认为这是神灵的事情，是那些有血统的人去做的事情，和平民无关。”
“所以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什么？我们从团结引申到秩序，从物哀引申到了什么？谁告诉我那个词？”
这个阶梯教室，已经完全安静下来，只有余切的声音。
有的人心里面想到了答案，但他们不敢说出来。
因为答案是“服从”。
日本人并无改变世界的勇气，他们关注自己本身的情绪。
但这究竟和核时代的文学，有什么关系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