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来拿奖的。”张谋子下意识地回答。
“拿奖，只是结果，不是目的。”张红旗转过身，盯着他的眼睛。
“我们来，是来打架的！”
“是用我们的东西，去撞他们的东西！是用我们的审美，去挑战他们的审美！”
“你现在要把自己最锋利的刀磨钝了，去学他们用筷子吃饭，你觉得我们还有胜算吗？”
“他们说我们土，说我们野，说我们不高级。那就让他们说去！”
“我们就是要用这股他们看不起的‘土’劲儿，这股‘野’劲儿，把他们那套死气沉沉的‘高级’玩意儿，冲得七零八落！”
“记住，谋子，从我们决定拍《红高粱》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是来迎合谁的我们是来制定规则的！”
张红旗的这番话，像一针强心剂，打进了张谋子的心里。
他眼里的迷茫和挣扎，慢慢退去，重新燃起了斗志。
“我明白了，张总。不改了！一个镜头都不改！就用这个版本，跟他们干！”
安抚住张谋子，张红旗立刻开始了他的下一步计划。
他没有去找媒体打口水仗，那是最低级的做法。
他让傅奇动用在欧洲的关系网，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清了那个德国评委克劳斯的所有底细。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克劳斯，慕尼黑大学艺术史博士，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东方古典主义的静态美学研究——以日本能剧和茶道为例》。
“原来根子在这儿。”张红旗看着资料，心里有了底。
这个人不是被收买了，而是他的知识结构和审美体系，决定了他天生就欣赏不了《红高粱》这种充满动态和爆发力的东西。
要说服他，比登天还难。
但张红旗也没打算去说服他。
一个评委会有七八个人，搞不定一个，那就去搞定其他的。
他又让傅奇去查另外几个关键评委的资料。
很快，一个名字进入了他的视线。
伊莎贝尔，西班牙著名女导演，也是评委会里唯一一位重要的女性评委。
她的电影，以大胆的色彩运用、关注女性困境和充满激情而闻名。
她是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也是一个色彩主义电影的狂热倡导者。
“找到了。”
张红旗的手指，在伊莎贝尔的名字上，轻轻敲了敲。
这就是他们的突破口。
下午，一场“非正式”的下午茶会，在卡尔顿酒店一个僻静的小花园里举行。
没有媒体，没有闪光灯。
张红旗通过一个法国文化界的朋友，只邀请了伊莎贝尔和另外两三位在戛纳很有影响力的女性影评人。
茶会上，张红旗绝口不提电影，不谈艺术，甚至不谈《红高粱》。
他把主场，完全交给了巩皇。
在李健群的精心设计下，巩皇没有穿任何华丽的礼服。
她就穿了一身很简单的质地很好的米白色棉麻套装，长发随意地披在肩上，脸上几乎没有化妆。
她整个人，看起来干净、素雅，但又透着一股子压不住的英气。
她就坐在那里，用她那还带着山东口音的不那么流利的英语，给那几位欧洲女性，讲故事。
她讲的不是剧本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