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写得好坏，但对文字我认真的。
我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很有澄清历史谣言的雄心，但自从ai出来之后，谣言越来越多，简直爆炸式增长。有一次我心血来潮翻翻考证段落的段评，结果涉及ai的文史分析，八个里有五个全文胡说，不忍卒读，最后三个稀里糊涂，勉强算半错半对吧。
当时我选了一个段评中看起来最唬人的ai截图（所谓最唬人，就是最具欺诈性的严谨可靠）准备放到下章文末作为典型予以辨析，可一想这张截图一共就写了五段论，结果出来八个错误，那一一论明得费多少字？意兴一懒，也就算了。
有人认为ai最大的问题是数据的量不足和质不高，其实在文史上远不止于如此。西方知识界说DIKW，即DatatoInformationtoKnowledgetoWisdom.我们习惯说学问和学识。数据不等于信息，不等于知，更不等于“识”。
学问好一定看书多，看书多却不一定学问好。
如果没有强大的思考判断、分析联想等一系列信息处理能力将“所知”转化为“所学”再转换成“所识”，那即便掌握得文献再多，也高明不起来。就好像同样是刘寅，但沈约《奏弹刘整》中的刘寅和巴东王的属官刘寅不是同一人。同样是引用房玄龄《晋书》，但有人引的房玄龄《晋书》就是纯引的唐时文献，有人引的房玄龄《晋书》不懂的以为是唐时文献，懂的却知他选的这段上承的是王隐《晋书》的部分（晋时史料），那含金量能一样吗？
（是的，推究史料时代不是简单看记载这个史料的书的成书年代，而看其中具体的史料来源。所以有时候，南齐时修的《晋书》反而没有唐时修的《晋书》时代古，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判断。）
凯鲁亚克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没关系，路就是生活。”（《在路上》）
谣言虽然越来越多，事却不能不做。在第三卷中，我在涉及到历史谣言的时候，还是会予以辨明。对学界空白、聚讼不定或者论述错误的问题，还是会予以考证。值得出文献明示的，依旧会出文献明示。
人话就是，该考据考据，该出注出注。
需要再次重申的是，我的注是不占正文字数的，之前很早就说过，我的正文字数一般都是2700-3500上下，具体多少字按情节和场景而定。比方说“阿五在街上走，买了菜，回去吃火锅。”这句话在我这儿可能永远不会作为一章的结尾，因为我感觉它不像结尾。
我一定会写到像结尾的句子的时候，才会结尾。当然，也有时间不够情节未尽但只能先结尾的情况，但也至少是有些结尾的样子，不会不管不顾随便结。
而我每回都是结完尾再出注的，如果结尾时间不够，那更没时间出注。
所以加不加注和正文多少完全没有关系。白居易诗云：“他日终为独往客，今朝未是自由身。”我这个船长如今不是独往客，行文弄笔也是带着镣铐跳舞，那就许我的注跳得自由些吧！
让注的自由与镣铐的束缚共同造就婀娜之舞！（泰戈尔《流萤集》，原句是“风暴的自由与茎干的束缚”）
注先注好，婀不婀娜的再说......
我之前说过，书中情节人物都是贯穿的，有时贯穿章节长，更得又慢，怕大家忘了，所以偶尔会在正文中加前文的照应部分，但这种添加只能是少部分的，毕竟贯穿的地方有很多，我没法每个都加，不然太碎，只能加三放七，七的部分就看个人了。我妈之前给我发了张从我黄金价值的说明算当时万金的价值，由此联系宝月之前的两句话进而推断宝月资产的段评截图，问我对不对。对不对先不说，但真想给那老哥点个赞！这是真看懂我思路了，这就是“七”的部分，此知我意者。
还有蝴蝶效应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凡历史线出现变动，都是有具体逻辑可循的，不会随便用一句蝴蝶效应搪塞，就像上章卧底焦世荣，按照原时间线应该跑出荆州，但因为王扬这个变数，宝月计划出现偏差，自己没及时撤离巴东王又扣了小谢，再加上王扬回荆州，所以焦世荣在这个时间线上不仅没得到撤离命令，反而被要求坚守岗位配合行动。只是这种逻辑推导我不会都写出来，不然太占篇幅。不过好在读者们都很聪明，以后像这样容易的推导我还是只留线索不详写，复杂的我会写清楚些。
第二卷写了一年多完结，这个其实在我第二卷的卷首语中有暗示，包括第二卷的结尾章也在卷首语中有暗示。还记得卷首语是什么吗？是庾信的一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