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些废物，还死守着读书人的脸面，其他事情都不做，反而成了大明财政的累赘，侵蚀国家根基的蛀虫。
云逍继续引导话题：“最后，如何解决？”
“我以为，解决办法有二！”
黄宗羲第一个站出来，朗声说道。
“其一，革新科举内容。”
此时的黄宗羲年仅二十，正是处于无所顾忌的年纪，说出的第一句话，就让在场的人神色大变。
薛国观等人暗自颔首，此子见识非凡，将来必定非池中之物。
接着黄宗羲列举了唐宋的例子。
隋文帝首开科举之时，科举考试只有一科，就是“策问”。
“策”，就是对当世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时务问题阐述观点，作出评析或提出改革方略。可见科举最初之目的，是为了选拔真正的经纶济世之才。
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没有八股限制，考生可挥洒空间很大。
试题内容更是无所不包。
不仅考儒家典籍，还要考道家的经典，还要考诗词歌赋，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军事、法律、盐政、漕运等治国方略。
苏东坡正是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阐述实务问题，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顺利考中进士。
正因为这个原因，唐宋时期的文学家很多出自朝堂。
张九龄、高适、岑参、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等，这些名人都可谓是“文能安邦，武能治国”的栋梁之才。
而反观大明，进士们却难有什么出众的才华。
云逍暗自点头，不愧是历史上的大牛，一下子就点中要害。
指挥棒，决定了一切。
要改革，首先就要改变指挥棒。
其实还有一点黄宗羲没有说到。
在世界的西方，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正在拉开帷幕，人文思想、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
而大明的科举制，用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把书生的个性全部裁掉，剩下的只是框框里的“之乎者也”。
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是对读书人自身的损害，而其最深远的影响是为大汉一族的落后埋下了种子。
因此，科举的内容，必须改，并且还是大改。黄宗羲接着说道：“其二，改变选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