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功劳，不在庙堂，而在每一阵穿过胡杨林的风里，在每一个因这片绿洲而活下来的生命里。
崇祯答应了傅宗龙的请求，并给出了承诺，要人给人、要银子给银子、要资源给资源，君臣携手完成生态领域的大一统。
如今大明商队遍布海外诸国，朝廷收取大量的税收外，还有皇家商队赚取的银子、皇家银行、供销社、蒸汽机造船厂、几大研究院等日进斗金的吞金兽。
大旱过去，盛世降临，每年朝廷赚取的税收和其他收入能抵过去十年之和，这些银子总得花出去吧。
西域走廊、黄河沿岸植被修复等等就是合理的之处，如此银子就流动了起来。
反正，主打一个银子多，任性，这就是他干预答应的底蕴。
对于这些致仕的大臣，无一例外，全都是赐白金三千两，大红织金纻丝、云缎各十匹，御马监良马二匹，全俸致仕另岁加禄米二百石；
这些人都是陪着他一起经历这风风雨雨的十几年，劳苦功高，给点赏赐不算什么。
合起来每年也不过万余两白银，无论是内帑还是太仓库，都是洒洒水。
相对于其他人，孙承宗获得赏赐与袁可立的的赏赐是差不多的，但唯独少了一个上柱国的文臣顶级荣誉，但也给了柱国。
对于这一点，崇祯有自己的判断。
若是按照历史上的两人的经历来看，主要从两个维度来分析，分别是核心定位和角色、能力维度。
首先是定位和角色，孙承宗的最高官职是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蓟辽督师，
核心角色是辽东战略总设计师、防御体系缔造者，历史标签是关宁锦防线之父、帝师、战略家。
而袁可立的最高官职是兵部侍郎、登莱巡抚（节制东江），定位是登莱东江战区统帅、海上牵制战略执行者，历史标签是海上长城铸造者、毛文龙提拔者、战术革新者。
从能力维度，也是从四方面分析。
一是战略规划与大局观，在这一方面上孙承宗完胜袁可立。
他提出的‘关宁锦防线体系’、‘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政策，是明末辽东防务的根本性战略蓝图，影响直至明朝灭亡。
而袁可则是具备优秀的战区级战略眼光，尤其是在“海陆夹击”构想上。
他力主强化登莱水师、支援东江镇（毛文龙），从海上牵制后金，是孙承宗陆上防线的重要侧翼补充。
但其视野更多集中于山东—朝鲜—辽东沿海的战役层面。
二是军事建设和实战指挥，这一方面，袁可立明显胜出。
孙承宗长于建军，短于临阵。他提拔了袁崇焕、祖大寿等一批将领，重构了关宁军，恢复了军队士气。
但他本人直接指挥的大型战役不多，且其主导的柳河之役（1625年）以小败告终，暴露了其战术指挥并非顶尖。
反观袁可立，他任登莱巡抚期间创建近代水师，打造了一支装备红夷大炮的登莱海军，是明代海军建设的里程碑。
支持毛文龙奇袭镇江（今辽宁丹东），取得明末对后金罕见的战术胜利，震动辽南，史称镇江大捷。
最重要的是其海上力量的存在，迫使后金始终担心侧翼，无法全力西进攻打关宁防线，这种牵制极其重要。
三是政治手腕与朝中影响力，孙承宗属于顶级，袁可立则是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