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到内室拿了本《道德经》出来，在昏暗的灯光下诵读几遍，终于下定了决心。次日一早，便主动向朝廷上表。表示自己身体有疾，不能再处理政务，恳请辞去身上一切官职，在家中养病。同时，他推荐刘琨接任司隶校尉，嵇绍来接任卫将军。
表文传到骠骑将军府，司马乂顿时松了一口气，他拿着文表，对上官巳等人说：“刘府君到底是位忠臣，知道自己避嫌，你们之前那些话，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原来，在那日会议之后，对如何处置刘羡一事，长沙王幕府私下里又进行了一次讨论。
上官巳性情急躁，便直接劝谏司马乂说：“会上刘司隶一言不发，目光闪躲，这显然是生了二心了。殿下，您应该当机立断，立刻除去这个祸害！虽然会背负些许骂名，但为江山社稷考虑，总归是利大于害。”
听此话语，其余人也多保持沉默，既不出声附和，也不表示反对。但潜在的意思，其实也是赞同除去刘羡。只有祖逖出言反对说：“国家纷乱杀良将，天下人将怎么看朝廷？到时候天下离心，怎么说利大于害？”
司马乂本也不想处置刘羡，但身为国家辅政，他又深知政治的残酷，一旦做错，是容不得人反悔的。因此他来回权衡其中得失，试图找到一个最优解。此时收到了刘羡请辞的表文后，正好解决了他的顾虑，当即同意此请，给刘羡挂了个闲职，让他转任散骑常侍，打算等荆州的乱事结束以后，再重新将他启用。
但结果正如前文所言，李辰拥立刘尼，势力竟然一发而不可收拾，大有席卷江南，横扫沔汉之势。
至此，刘羡陷入了自孙秀被杀之后，最为黯淡的一段时光。
在此事发生前，他已是当今朝廷的实权外姓第一人。前来拜谒讨好他的人群可谓不计其数，可仅仅两三日间，他俨然成为了洛阳的不可接触者，不仅不再有士人来拜访探望他，就连平常出行也要小心翼翼。只要稍微在外面待得久一些，街道上便不时能看见一些行踪诡异的人，一直尾随刘羡。
刘羡明白，这大概是司马乂派在自己身边的探子，专门负责监视自己的行踪。
如此一来，他干脆不再出门，回到安乐公府，整日在家读书练剑，就好像回到了出仕之前的生活。
不得不说，这种为人冷落的滋味并不好受。尤其是不久之前，刘羡还春风得意，以为自己大有可为。可转眼之间，竟因为这样莫名其妙的理由，就被迫潜居蛰伏，难免让刘羡感慨造化弄人。
好在这么多年下来，事实证明，刘羡交的这些朋友，还是靠得住的。
虽然刘羡身份敏感，但祖逖、刘琨、王粹、傅畅等一众朋友亲戚，还是时不时来探望刘羡。为他排解散心，并告知他如今政局的最新变化。
就在新野王司马歆再次大败，上书朝廷向司马乂求救后，司马乂当机立断，立马对李辰之乱做出了针对性布置。
面对李辰声势浩大的四路攻势，司马乂以四路援军进行反制：
他命宣城公刘弘为荆州刺史、南蛮校尉，冗从仆射羊尹为平南将军，领军两万，南下屯兵宛城，意在阻挡李辰继续北上；
又以屯骑校尉刘乔为豫州刺史、威远将军，自征东军司调兵一万，屯兵汝南，阻击黄林进军豫州；
再诏令雍州刺史刘沈，令他率此前的平蜀军队一万五千人，南下武关，与刘弘夹击李辰；
同时请求征北军司，望司马颖派出前将军赵骧，率军万人作为刘弘后援；
最后他勒令新野王司马歆，要求他固守襄樊，勿要出城迎战。
因为形势异常危急，为了平叛，司马乂不只是动员了洛阳的兵力，同时也以朝廷如今为数不多的威信，号召其余诸王，为了捍卫司马氏的社稷，一同抛弃门户之见，调动兵力来阻止绛缨军。
（太安二年张昌之乱）
王粹和刘羡谈及此事时，刘羡询问道：“殿下计划得不错，只是不知，他请示过成都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