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现在的状态虽很微妙，刘遥提了好几次重组，但是大家都是口头上说着：“行，没问题……”但是就没有然后了。
但像是《乐夏》和滚石音乐节这样的演出，只要刘遥喊一声他们倒是都不会有二话。
感觉到今天应该是不好避过去了，邱隆作为以前乐队说话最管事的一个，就率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重组我是没问题，但是阿遥你是有公司的人，我就明说了……你那公司我们几个瞧不上，但我们知道你也离不开……”
听到这，边浪算是明白了。然后转头看向一脸坏笑的郭思楚，心里总算是明白了那么一点点。
郭思楚引出这话题可不单单是为了帮自己闺蜜，何尝不是为了滚石把自己闺蜜也给算计进去了。刘遥想重组乐队，但是邱隆他们一直没正式聊这个事，百分百就和她现在这公司有关。
说到这个，想起原地球的鲍家街，边浪一下子就代入进去了。
当年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华纳只想签汪半壁不想要乐队，半壁和华纳协商无果之后最后选择了自己签约，然后乐队解散。
用后世的眼光和各种例子来反证的话，当初如果汪半壁和鲍家街乐队一起签约，会一起被骂个狗血喷头，然后在一两张专辑后，草草解散！
因为是一起被签的话，汪半壁向商业妥协的同时，还要面临乐队内部的妥协，所以他大概率做不出更迎合市场的作品。他们的专辑，一定是又不地下又不商业，相当于两头没讨好。
而且在那个年代，乐队整体的商业价值，远不如个人，接到各种商演、代言的机会也低于个人，就算接到，也会一起分摊，大家都赚不到大钱。
比如达达，当年有名的是达达，大众谁知道彭坦？再比如五月天，已经红透半边天了吧？但除了WMLS有多少人知道五个人到底叫啥。
甚至夸张一点来说，要是当时汪半壁选择一直和乐队绑在一起，鲍家街43号应该就成为一个再也不可能重现的历史了。汪半壁那些脍炙人口的歌，当然也就不会有了。
但你说鲍家街43号，那绝对也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也比不上的存在，是华夏摇滚乐史上一个无法绕过的坐标。
1990年，鲍家街43号代以学院派的音乐基底与粗粝的现实主义表达，构建起极具辨识度的艺术人格。
首张同名专辑《鲍家街43号》中，汪半壁尚未完全蜕变为大众认知中的流行摇滚歌手，而是以布鲁斯摇滚为骨、叙事诗为魂，在十二轨录音带里镌刻下时代裂变中的精神图景。
专辑开篇的《我真的需要》用口琴与电吉他的对话撕开城市夜幕，布鲁斯音阶在五声音阶的渗透下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这种技法在《没有人要我》《我们该做什么》中反复复现，暴露出乐队成员深厚的学院训练功底。主音吉他手龙隆的推弦技巧始终保持着克制的精准，贝斯手王磊的walkingbassline与鼓手单小帆的shuffle节奏型，共同构建出教科书级别的布鲁斯摇滚架构。
真正奠定乐队美学基石的，是《小鸟》与《晚安BJ》这两首时代标本式的作品。前者以四三拍的民谣叙事展开，副歌突然转向硬摇滚的暴烈宣泄，音乐结构的撕裂感精准对应着歌词中“飞不高的尴尬”与“飞不远的困顿”。
当汪半壁在1996年版录音中嘶吼出“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其声带摩擦产生的砂砾感，远比后来重新编曲的版本更具命运的重量。
《晚安BJ》则可视为九十年代城市青年的精神安魂曲。合成器模拟的火车轰鸣与真实的打击乐采样相互咬合，构建出机械时代的听觉隐喻。歌词中“国产压路机的声音”与“知识青年”的并置，暴露出转型期华夏特有的荒诞诗意。
值得玩味的是，乐队在间奏部分植入了肖邦《离别曲》的钢琴动机，这种古典音乐的碎片化植入，恰如其分地暗示了知识分子在商业大潮中的精神流放。
专辑中《李建国》这类带有社会速写性质的作品，显示出乐队观察现实的独特视角。funky节奏包裹着的黑色幽默，通过“李建国买了一支钢笔可是价格太贵”这种琐碎的生活切片，解构了宏大叙事下的个体生存状态。
手风琴与口琴的民谣化点缀，使整张专辑在布鲁斯摇滚的主线下始终保持着市井烟火气。
技术层面，这张专辑的混音处理刻意保留了大量“不完美”的细节：吉他solo时的轻微啸叫、人声换气时的气息声、鼓槌误触镲片的杂音。这些“瑕疵”在数字录音时代前的模拟磁带中凝结为特殊的时代质感，与歌曲中困顿挣扎的青年群像形成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