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战争，是有一定的准备期的。
不是说一方君主突然发神经，说打就立马要打。
准备期做什么呢？兵马，粮草，军械，包括举国百姓人心归拢，舆情煽动，以达到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效果。
最后才是发动战争的时机。
啥准备都没有，扔一道圣旨非要马上发兵，这种君主岂止是昏君，简直是棒槌。
幸好赵煦不是棒槌。
他很清楚准备一场战争有多繁琐，需要动用多少人力物力，尤其是与辽国交战，更是赌国运。
赵煦渴望这场战争，但他不会被这种渴望冲昏头脑，每临大事沉得住气，这是帝王的基本素养。
“官家且静气等待时机，臣以为，先将咱们自己的拳头变硬了，才有底气揍别人，臣讳言，大宋的军事积弊甚深，重文轻武的祖制急需改变。”
“打个浅显的比方，民间百姓之家，求人帮忙还要说几句客气话呢，凭什么朝廷要用禁军将士卖命，却还要将他们的地位和尊严踩进泥里？没这么欺负人的，古往今来都没这个道理。”
“臣知道官家担心什么，其实完全不必。天下兵马之权是牢牢握在官家手心里的，不管任何武将需要调动兵马，都需要层层上报。”
“如此集权之下，官家完全不必担心武将拥兵谋反，既如此，在官家划定的圈子里，何妨多给劳苦军汉们一点福祉恩典？”
赵孝骞不得不再次提起军事，上次赵煦纳谏，给汴京上四军的将军们上了勋号，也给将士们发了赏赐。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赵孝骞知道赵煦的担忧，这种担忧从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有了，才会立下“重文轻武”的祖制。
归根结底，赵匡胤是吸取了唐朝中后期节度使拥兵自重，而终致唐朝亡国的教训。
还有一点，虽说赵匡胤是赵孝骞这一世的祖宗，但无可讳言，赵匡胤这个皇帝本就当得不体面。
本尊与麾下将士共同参演，搞了一出“黄袍加身”，说得自己多么不情愿，说得天下人和麾下将士多么渴望他来当这个皇帝，既当又立的典范。
说得再花巧，也是抢了孤儿寡母的江山，终究是得国不正。
得国不正的人最怕什么？
怕的是麾下的武将们有样学样，这身黄袍你能加在身上，凭什么我加不得？
于是才有了后来的“杯酒释兵权”，才有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