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老崔上台致了简单几句辞，就开始了演唱。当年令人热血沸腾、激情澎湃的崔式摇滚如今听来全然不是那种感觉了，有一种淡淡的怀旧和忧伤……回珠海后我就写了《洪水已过、尖刀不在一一崔健激情不再》的乐评发在《南方周末》上，还被那时发行量最大的《读者文摘》转载，特别刊出了我引用的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那句名言：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英勇地献身，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而卑贱地活着！引起业内外极大的反响
2000年我从珠海北上帝都、重出江湖，第一站就住在他亚运村慧忠里的家里。那一段我们几乎天天夜里出没于三里屯南街的酒吧区，现在已变成SoHo等高楼大厦。经常看到崔健及汪锋等一批摇滚老炮在那一带走街串巷，要么演唱，但更多的是端着一杯酒在晃来晃去，充满了颓废而自由的气息，浓郁热烈迷乱，令人无比怀念……
但最让我意外的是，他后来的神来之笔竟是有一天、突然成了一名令人瞩目的“反流氓软件旗手”！巧妙地搭上那波互联网的大潮，频繁地出没于央视及各大媒及各种相关论坛发言和获奖。成了类似打假英雄王海的公众（益）人物。更让我刮目相看的是这背后还有他的赚钱之道，并成立了后台公司一直坚持经营，包括他这次赴丹麦参赛并创业的商业模式都孵化和脱胎于此。
但更让我感慨和欣慰的是、2015年他与芒克兄共同发起“北京诗歌节”并任总策划。这一做就是九年，成了中国最先锋最有影响力的诗歌及艺术盛事。第一届和第二届我都应约参加了。这是89后25年来我首次参加公开的诗歌活动。见到了许多之前见过和未见过的诗友们。在第二届我还上台朗诵了原创诗作《陶渊明的桃花源》，无疑成了我现在退休生活的预言和谶语。
附：《陶渊明的桃花源》
几经沉浮
升迁无望
某一天
悄然辞别帝都
回到久违的桑梓
租一片向阳的山坡
种满平生最爱的菊花
毎日黄昏
点燃一支卷烟
在缭绕中遥望远山
终于可以放弃电脑
用熟悉的的笔写字
内心无比的安静
偶尔邀请几位老友
大醉一场
庄周梦蝶
毎隔一年的冬季
去澳洲温暖的海滨
看看女儿陪陪外孙
这届诗会能见到五位老诗友我还是非常开心的：
第一当然是芒克兄。我第一次去拜访他是1988年冬。同时受黑龙江《北方文学》诗歌编辑吕瑛之托给他带一笔稿费。我实在记不得因为那天喝多酒了、是否给了芒克兄。后来传出我私自截留了这笔钱的传言，搞得我百口莫辩，哭笑不得。但我清楚地记得、芒克兄请我和后来诗坛各气很冲也很臭的一位俞姓诗人及他的北大小女友，在动松小区他家楼下吃的涮羊肉，喝的二锅头。酒后回到芒克家，那个小丫趴在地板上一阵狂吐，还没大没小、不干不净地冲着老芒克一口一个你妈的你妈的。气得我忍不住上去踹了他一脚骂道：“你这个傻逼样、还写JB什么诗！”。但令我意外和感动的是芒克兄不但没动怒，还笑盈盈地掏出一百元大钞给那位女生，让她打个车、把那位俞诗人带回去……
二是西川，我与他上次见面还是1985年的春季。那时他在《环球》杂志做编辑，儒雅而从容。中午去了一家西式快餐店，请我吃了一份西红柿炒蛋盖浇饭。感觉他的诗写得很形而上，大气不凡而洋味十足。不久、海子卧轨，他为海子做了很多身后事，令我敬佩。同时也名气大涨，被誉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再后来我看到他在一篇文章里批评几位诗人投身房地产行业，其中就有本人。如今的他已须发花白，诗歌风格也大变，诗会上用他沉厚宽广的男低音朗诵了一首节奏多变、朗朗上口的民谣式新作。赢得不少掌声。最近几年经常在综艺节目上如许知远的《十三邀》等看到他，还蛮亲切的……
三是宋琳。我上次见他是1986年夏天，那时他还在华东师大读研究生，正和一位来自褔建的师妹谈恋爱。第二天我俩还和来上海《文学报》参加活动的北岛、舒婷和小说家马原等在植物园小聚了一次。之后舒婷师姐在《文学报》头版发了《不要玩熟他们手中的鸟》一文，点名批评了我和第三代诗人们。宋琳的诗我很欣赏，我在一篇诗评曾说他的诗充满了美哲学的意境。后来他去了法国多年，如今虽是满头华发，依然文质彬彬。
四是翟永明。我与她神交已久但从未见过面。在我1986年写的《第三代诗概观》诗评中曾对她大为推崇，认为她是先锋女诗人的头牌。此次相见也算圆了当年的一份心意。
五是默默。默默也是是西川点名批评从事房地产的其中一位诗人。在上海首次将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引入房地产广告领域，开了所谓文化地产的先河。他是上海地下诗歌界与孟浪、郁郁齐名的三剑客。尤其他自创的诗歌流派“撒娇”更是蜚名诗坛内外。我第一次和他见面不是在上海，而是他在香拉里拉开办的“撒娇诗院”。那次我带着女儿与诗友苏历铭去休假。真是相见恨晚，臭味相投。我记得客栈墙上有一幅诗句给我留下深刻而反讽的记忆：哪个好汉不是被逼上梁山的！
与董平相识相交三十多年，激情与理想并存，兄弟情深、志趣相投。人生有这样的小友、几位足矣！如今他远走高飞，我在蓝城、遥祝他远在异国他乡、安居乐业，梦想成真……
第十章：销售魔女杨兰
我最后一次见到杨兰这位小诗妹是2015年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上，她与一位在央视“东方时空”任制片人的同乡联合发起成立了花河市驻京商会、她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还是那副张张罗罗、风风火火的女强人形象。那天人太多，我们没有机会深聊。相约隔日我请她吃饭再叙。
第二天我把曾经也是蓝城一行广告的同事董平也喊上了。那时董是总经理助理兼策划总监，她任客户总监。他俩可谓相爱相杀，彼此欣赏又不是一路人。但董的策划案需要杨去拉广告搞钱，杨又依赖董的策划案。我正好隔山观虎头，充分发挥了他俩既竞争又互利的关系。
那天我请他俩在海淀的白家大院吃饭以示热情和隆重。一般我只有请外地的官员才来此、因为气场吻合。白家大院前身是礼亲王花园，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民国初年园主将此园转让给京城赫赫有名的同仁堂乐家，后改名为乐家花园。大宅门电视剧的故事情节发生在此园，剧中故事主人公姓白，因此叫白家大院。
昔日的王府大宅子里穿着满清服装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穿梭往来，假山假水足以乱真、真树真花摇曳生香。不时传来“王爷好”的问候客人的叫声。我预订一个内院比较安静的四人小包间，点了昂贵但不算难吃的所谓宫廷菜，上了一瓶花雕老酒，人均消费588元。
我们三个都是2005年一行广告停办后的第一次相聚。从交流中得知，她之后与她那位帅气老公蒋毅开了三年东北菜夫妻店。生了一男一女、品种齐全后，她不甘心于做个小老板，蒋毅也认为这埋没了她的销售天才。于是把饭店和一双儿女留给老公打理，她独自一人杀到京城，通过媒体朋友介绍到央视广告部做单，几年下来就成了排名前三的大业务员，央视一台黄金时间的广告和每年拍卖竞标的标王都有她赫赫的战绩。
正说着她的手机响了，一听就是大客户，她发出了与她的形象完全不符的嗲声媚气。引得我和董平会心的一笑。放下电话她轻描淡写道：今晚约了科龙电器的营销老大曲总吃饭。对她的话我从来都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
我和杨兰相识于1987年的花河，那时她是花河啤酒厂的调度，年纪轻轻却非常能干，深得厂长的器重。相貌平平偏下，却喜欢诗歌和朗诵。经常客串主持婚礼或小型诗会。她是我的铁粉，整天像个小尾巴一样缠着我和宋辞，偶尔在宋辞任编辑的副刊上发点诗歌，极其满足。动不动就给我和宋弄两箱啤酒喝喝……
一年后她好好的工作干了，竟离职去了《海南经济报》蓝城记者站，说是要圆她的记者梦并赚大钱。除了写点新闻外、其实主要是揽广告。
没想到她的这个选择，后来却帮了我的大忙甚至某种程度上讲是我的小贵人。因为她离开故乡的一年后我也动了弃文从商的念头，是她鼓动我去蓝城说海滨城市如何如何好。其实对蓝城我早有勾勾心，1983年大学毕业前夕我和王哲等几位同学去蓝城玩，全程都是家住蓝城的章涛接待和陪同。那次我就对蓝城特别是日式风格的旅顺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还当即模仿普希金的著名的《致大海》写了一首《致大海》的诗。
关健是她把我推荐给了卫利行、才开启了我之后的风云江湖。而且卫利行的两年工作时间内，除了职场生涯，她几乎与我的私生活密切相关。因为她的身边总是美女如云，添补了我孤单寂寞的业余时光。她的女友们就职于事业单位和国企，都是蓝城本地妹子。对我这个经过她包装和吹嘘的诗人兼所谓商业精英充满了好奇。我则负责请客吃饭喝咖啡，莺歌燕舞，颇有醉入花丛的情境。也自然发生了几起暧昧事例，她也乐见其成。直到1995年我生女娶妻，这个风情流水局才悄然结束。
1993年一行广告开业一年来业绩平平，于是我就打起了她的主意。因为杨兰绝对是个天生的销售胚子。主要有两大特长：一是嘴比脑快，口才如***。更有瞪着眼睛撒谎眼皮都不眨的本领；二是从不怯场，无论多大场面多大人物都敢往上冲、开口谈。
所以我晓之以情更重要是动之以利，给她30%的业务高提成、一举打动她来做了客户总监。当然能与我朝夕相处工作她更是何乐而不为。
她上任后果然不负吾望。一是为“包装中山广场策划案”拿回80万元高额赞助费，并让那位名前茅的蓝城国企地产的老板任总与我们成了忘记交。因为他年轻时候也是一位极端理想主义者和左派狂热分子。杨兰正是抓住任总这个特质，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他。记得有一次我们双方开互动会后任总在棒槌岛宾馆请客，当杨兰去敬酒时，已经有点喝高的他笑着拍了一下杨兰的肩头、对我们说道：”当一个女孩子不怕自己当女孩子，你也不把她当女孩子时，你对她的能力就只有欣赏和佩服了！”。引发酒桌上所有男士的哄笑。但杨兰却丝毫没有恼羞成怒，反而坦然接受并一口干了二两一壶的竹叶青，“知我者任总也！”。
二是凭我在卫利行时与陆市长建立的关系、拿下蓝城时装节特刊。杨兰带着她的助手把天津街的服装商户扫荡了一遍，生生拿回四版20万元的广告费。
三是她谈下了蓝城最大的民营船运集团华盛公司一年的广告代理权，与朝鲜族的郑老板成了莫逆之交。有一次他请我出面请老郑在一家地道的韩国烤肉馆吃饭。卫利行当年与他有大宗合作，因为我不管业务所以和他们公司没啥交集。但彼此互有耳闻。所以这顿饭吃得不是甲乙方的感觉，而是彼此的面子。席间才得知杨兰与郑老板竟是不打不相识。原来她之前并不认识郑老板，凭着已经过期的《海南经济报》记者证硬闯郑的办公室被秘书粗暴拦阻。正赶上郑从外面办事回来碰上就问怎么回事？杨兰当场放言说：“郑总，你敢不敢给我十分钟，如果不能让您感兴趣，我自己滚出去！”。郑反而被她逗笑了，心想小丫头挺猛是个人才。并顺便问了一句：“你的老板是哪位？”，“我的老板叫朱冷波，原卫利行的副总。”，杨兰顺口接道。结果这一谈就是近一个小时，还真把郑打动了……
四是九十年代最时髦的企业新年礼品就是广告挂历。她一个人就谈下十几个蓝城企事业单位的单子。那时全国的广告挂历都要去深圳印制。中间还发生一件巧事，上海一位诗友李冰也做这个业务，印刷厂竞把他的货发到了我们公司。当我和他说明情况时双方在电话里不约而同地一阵大笑！为了表达对杨兰业绩的奖励，我派她去深圳出差一周也算休假。业务做完结算时也把利润全部让给她。也许她认为那是她应该得的。
所以，我对杨兰一直心存感念。虽然我们现在快十年没联系了。但我还会时常想起她。有机会一定请她吃顿饭、郑重而真诚地对她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