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同意。因为诗结识了一生的朋友，包括你、徐敬亚、孟浪、包临轩、宋词等等，这些人成了一生的兄弟。我认为这些人对我的精神影响，诗歌已经远远小于友情的价值，友情比诗歌的意义更大。还有一大批的人活跃在现代诗坛，从诗歌的角度，也算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他们并没进入我的私人生活，没有和我的精神、灵魂、情感发生更多的联系，只是从诗的角度，大家有交流，互相有影响，互相有认同。兄弟当中当然包括杨锦啊，杨锦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从诗歌角度，他不是现代诗人，他最重要的成就是散文诗。因诗结缘超越诗歌本身的友情还很多，像杨川庆啊，也是自己一个很重要的兄弟。其实很多人当时都有书信往来，只是没有现场的交往，完全是空中纽带，虚拟的纽带，当年写诗最狂热时没有认识，过了这个特定的时期反而很难再找到特别亲密的感觉。就像我后来最认可的朦胧诗人王小妮的一句话，三十岁后不认识的人就不想再认识了。
苏：我倒觉得你的感觉并不错啊，在那个年代，写诗是一方面，关键是超越诗歌结识一些兄弟是更重要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你从牡丹江来到大连投身商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诗歌和人生的转折点，我能理解你主观上跟过去跟诗歌一刀斩断的绝念。之后你在大连娶妻生子，开始过上正常人的健康生活，反而是一件好事。依我看来，1989年之前，你写的诗基本是消极的、愤怒的、叛逆的，甚至语言都是丑的。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你诗中很少出现顽石般块状的东西，出现了流水，出现了美，出现了光辉和温暖。
朱：是的，这一个时段就出现了很重要的转折。其实我之后的诗从来没有拿出来发表，甚至像你这样最亲密的朋友看到过的也都不多，像你说的那样，我在抽屉里完成了自身诗歌的转变。我觉得这一阶段的诗歌，是我诗歌写作的最高峰，像《预言的山坡》就是有了女儿之后写的，我开始真正体会到生命中喜悦的幸福和爱的光辉。
苏：你当然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状态，其实那场飓风之后不只是你一个人，是一大批人都离开了所谓的诗坛，以沉默表达自己的态度。有些人从此彻底不写了，有些人写了也不再拿出来发表了。如果不是那场飓风，我可能不会选择留学，绝望使人怀疑和否定自己相信的过去。你离开牡丹江后，在大连居住应该有七、八年的时间，与诗歌相关的活动真的是戛然停止了吗？
朱：在大连谈好了接受的公司，我就回了牡丹江，第一时间找到报社领导，他们很开心，心想这个人终于滚蛋了，当然表达方式是祝贺我终于找到更好的出路，希望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等等。过完元旦，我就去大连报到，去上班的印象特别深，早上要打卡，这在1990年算是很早的现代管理制度，过去我因为读书写诗习惯于夜生活，一般都是每天下午才起床，所以坐在办公桌前不断地打瞌睡，脑袋咣咣地往桌子上磕，最后部门领导实在看不下去了，说你这样吧，你先到洗手间去眯一会儿吧，大概经过三个月才慢慢地调整过来。
苏：可以说到大连后，是你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像前面说的你的生活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要和过去一刀斩断，主要是和诗歌一刀斩断，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朱：我到大连后，基本上跟诗坛的活动和诗人一刀斩断，除非像你这样因为诗成了兄弟的人继续保持联系外，我和诗歌圈真的没有联系，直到后来几年才偶尔写诗，写完以后也不会拿出来发表。
偶尔写诗是为了完成自身的精神循环
苏：一个诗人可以和所谓诗坛不发生任何联系，但我不太相信他会决绝放弃写作。
朱：偶尔写诗是为了我自身的一个循环，当然还有一些理由让我用写作来完成，比如在大连进入到商界，体会到物质和精神、财富和贫穷的巨大反差，这也刺激我另外一种写作的想法。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大连我结婚生子，真正体会到普通人的生活，体会到爱，体会到亲情，所以跟1989年的状态有着明显的区别，那时候是叛逆的个人主义的极端的灰色的，这个时候开始有了温暖，开始有了平静。
苏：在1990年代，我们离开诗歌圈的时间差不多，我是1991年出国留学，1997年底回国的，这七、八年我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但一直坚持在写，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我没有找到其他表达内心的方式。据我所知，孟浪曾到到大连去过，能不能说你实际上还是和诗人有着若隐若现的联系呢？
朱：孟浪是1992年过来的。当时我就职的那家公司后来被定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诈骗案，我就自己出来开了个广告公司，而且用的名字，叫一行广告。其实你说的是对的，还是跟现代诗有情结，严力在美国办了《一行》诗刊，我做过东北区的总代理，后来成立公司就干脆叫了一行。当时孟浪生存没有着落，一个基于孟浪的文笔，第二个想让他有个着落，所以孟浪就出任我们公司的文字总监和创意总监。
苏：你和孟浪凑到一起，我就更不太相信你会和诗歌清算得那么干净了。
朱：那个阶段其实我们做了些所谓的行为艺术活动，在全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成立广告公司之后，当时搞了两个行为活动，第一个是和顾城之死有关的“诗人之死”。我们买了这个很大的一块黑布，然后在上面绣了四个红色大字，诗人之死，把它铺在人民广场，把所有有关顾城的报纸和诗都缝在在黑布上。
苏：很大的黑布究竟有多大呢？
朱：按平方米算大概有四、五百吧。我们把这块黑布挂在当时在大连中山广场很有名的宾馆，叫大连宾馆，我们在楼顶上面买了个广告位，凌晨两三点钟，带着一帮民工上去，把这个黑布挂在上面。第二天全城的人都在看，媒体包括海外的媒体都在跟着采访，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第二个做了个事儿影响更大，孟浪和我的一个创意做了一个纪念伟.人诞辰100周年的“包装中山广场”，后来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公共艺术活动。我们用了101个氢气球，据说除了1949年开国大典之外，这是第二次用这么多的氢气球。就是用一百个氢气球，每一个气球下面有一个条幅，每一个条幅上书写语录或诗词，另外一个大的氢气球放在中间，当大红太阳，那一百个氢气球用红线跟中间这个大球连起来。我们请了十个画家现场画伟.人像，请了一百个少年儿童现场画红太阳，北京圆明园的画家也参与了活动，同时还请了摇滚乐队去演唱红.色.歌曲。整个活动策划都非常好，但第二天早晨只有十位画家到场，其他预定的人员、乐队、少年儿童，包括预订的材料，全部都没到场，却收到特别意外的效果，因为事先写了新闻通稿给全国媒体发出去，《中国青年报》在头版重点报道了，大概有三十多家包括香港的报纸，全部登出来了，把它称作是中国公共艺术史上的一个创举。
苏：我觉得这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变相形式，是用其他艺术形式彰显你们内心的诗歌情怀。而且还有一点不明白，任何公司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听下来我觉得你并没有考虑公司经营的层面。
朱：这个我可以说，当时只是想利用这个契机，或者不能说利用，是运用这次艺术行为，目的只是想赚些钱。我们并不是有那么深的感情，实际上也不是搞这个活动来呈现现代艺术活动，是把它当作广告的商业活动，是想通过赞助的方式获得经营的收益。
当初更希望通过理想主义改造社会
苏：你过去是个体的，现在是家庭的和社会的，原来是诗歌的、诗意的、诗性的，现在是生活的、商业的，你在不断贴近中国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并想从中获取一份红利。
朱：这是毋容置疑的。1990年进入商界以后，自己原来学的金融学这种所谓的经济性，包括个人的物质需求，包括对乌托邦的幻灭，已经没有从主观上呈现艺术的想法，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商业形式。可能孟浪来后，我们身上都有原来所谓的前科，政府认为我们还是在以艺术活动表达不满。
苏：你觉得你自己是背叛了最初的理想还是向生活妥协了？
朱：我认为这两个词都不准确。那场飓风以后包括海子自杀，我当时有着一种特别决绝的态度，就是想跟过去包括诗歌一刀斩断，我想做一个普通的人和正常的人，甚至想把曾经有过对政治的热情，想改变社会的念头一并根除掉。
苏：对政治有热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特点，我的选择是从边缘人，到旁观者，到局外人，现在我希望自己变成空气人，尽一切可能不和社会发生关系。恕我直言，你是一个有政治抱负，或者说有政治野心的人，虽然有些莫名其妙，但我还是想，你可能做诗歌的叛徒，对政治那种独特的兴趣，你能扼杀得了吗？
朱：实际上我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表现，原来更多的是希望通过理想主义改造社会，当年看了很多西方的东西，想寻求开放、自由、民主的思想理念和社会体制，现在不会再通过这种理想，而是想通过更实际的商业活动，改变自己的生存命运，让自己在这个社会更有话语权，从实质上推动社会的进步。我没有改变整个社会的企图，是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创造出更有利于自己的或者是更有利于挚爱亲朋和同代人的环境，哪怕是一个小的氛围，包括今天我也一直在践行这样的想法。
苏：实际上你在大连的后期曾到过深圳短暂的生活，最后为什么又去珠海闲居了一年？那这一年中你重新写作，写出一些专栏文章，却没有爆发式地写出一批现代诗，没有重新一个诗人呢？
朱：我觉得去深圳尤其去珠海是我人生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刚才提到几个转折点，实际上到了商界，也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也想努力生活，按理来说在我们这代人中我算是投身商界最早的，到今天为止，我认为我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甚至说是一个失败的商人。在商界的这些年里，那段时间我突然产生强烈的厌倦感，当年正值香港回归，中国股市基本上就是变态的疯狂，不论是个人还是机构，我也参与到这种疯狂的炒作之中，但结果是，由于自己缺乏判断特别是控制，我个人和代表的机构的损失是惨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