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皇帝点到为止，没有直接喊出世宗的名讳。
朱翊钧目光悲悯，言辞恳切：“朕受天下人称一声君父，多少算是家中老人。”
“朕腆颜为五县调停一番，三位卿若是觉得公道，便出面替朕劝说一下乡人，如何？”
张居正闻言，欲言又止。
这事他远比皇帝想象中知道得多。
早在隆庆四年，歙县一位名唤帅嘉谟的人，就为此上过一道奏本，说“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
这道奏本可不是白上。
什么叫恳祈均平？一条鞭法的口号就是，均平赋役，苏解民困。
换言之，歙县早就想搭上他张居正新政的便车了，张居正自然也注意到了此事。
彼时的张居正确实有所意动，但又自觉时机不成熟，便按在了心中，准备等熬走高拱，自己晋升首辅，独揽新政时，再翻出来为一条鞭法做筏。
当然，新帝登基之后，从考成，到清丈，再到税改，有了更为清晰明确的计划，以徽州府税争做筏的想法，也就顺势搁置了——历史上的张居正，便是在万历三年，由中枢向徽州府吹去了一股风，诱发了徽州府民乱。
只不过，火药桶总是不缺引线的，张居正不去吹风，还有清丈点火，还有许国等人鼓气。
也是因为如此，张居正对徽州府的税争颇为关注。
皇帝想要让双方满意，属实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隆庆四年，歙县方面提过两个方案，要么按照《大明会典》的原则，六县按照人丁分摊；要么按照《徽州府志》，六县按照田地分摊，折麦再折银再折丝。
五县自然不干。
万历四年，五县主动说，要分担丝绸，但歙县要承担五县青壮的徭役。
歙县一口回绝。
万历七年，又徽州府提了一个方案，说歙县继续缴纳丝税，但在别处给予些许减免。
五县百姓看了又不干。
闹了就能减税？那我们也闹！险些六县同心找府衙闹事。
还是孙丕扬出面，才把事情压了下去，说巡抚衙门重新考虑，慎重决定。
双方对峙到现在，恐怕不会像学堂矛盾一样，各打一板子，闹事的学生就能勉强握手言和。
无论谁企图调停，一旦哪句话苗头不对，立刻就要怨望归于自身。
皇帝也一样。
奈何小皇帝话已经落入了文华殿群臣的耳中了，哪怕是首辅，也没资格替皇帝收回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