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里安静极了。楼下的巷子里传来小孩的嬉闹声，初春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蒋含烟苍白的脸上，落在志生紧锁的眉头上，落在明月那双发红的手上。明月忽然开口了。她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他骗了我。”
她转过头看着蒋含烟，声音有些发哽：“蒋小姐，对不起。”
蒋含烟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把脸转向了别处。那一眼里没有恨，甚至没有愤怒，而是一种彻底的冷漠——像在看一个陌生人。这比任何责骂都让明月难受。
志生往前走了一步，不动声色地挡在了明月和蒋含烟之间。蒋含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他不是刻意为之，但那个位置刚好把明月的视线隔开了一些。这个男人的分寸感好得出奇，既不让明月太难堪，也不让自己显得在替萧家说话。
“蒋小姐，”志生说，“你提的两个条件，第一个——让萧明山坐牢——从法律上讲，凭这些录音，够了。但从现实上讲，这个过程会很煎熬。你得一遍又一遍地回忆那天晚上的事，得面对警察、检察官、法官的询问。你准备好了吗？”
蒋含烟的母亲听到这里，脸色煞白，一把抓住女儿的手：“丫头，你听见没有？这个同志说的对——”
“妈！”蒋含烟甩开母亲的手，“我让你别说了。”
志生没有被打断，继续说：“第二个条件，让萧明山离婚娶你。这个条件，说实话，不太现实。不是因为我替萧明山说话，而是因为——就算他真的离了，真的娶了你，你觉得你能过得下去吗？杨冬花不会善罢甘休，萧家的那些亲戚不会给你好脸色。蒋小姐，那不是过日子，那是另一种形式的坐牢。况且你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萧明山无论从哪个放面，都配不上你，难道你真的想和他过一辈子？”
蒋含烟咬着嘴唇，不说话。
“我不是来劝你的。”志生说，“我说了，你提出任何条件都不过分。你受的委屈，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比你做得更好。我只是想让你想清楚，你要的是什么。是让他付出代价，还是让自己解脱？这两件事，有时候不是同一件事。”
蒋含烟看着志生。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她，没有闪躲，没有游移，也没有那种让她反感的怜悯。他在说一件很残酷的事情，但语气里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就像朋友之间坐下来分析一件事的利弊。她忽然觉得，如果当初出事之后第一个找的人是戴志生，而不是自己一个人扛着，也许事情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蒋含烟沉默了很长时间。窗外的阳光慢慢移动，从茶几上移到地板上，又移到墙角。没有人催她，连她母亲都安静了下来，只是紧紧地攥着女儿的手。
最后，蒋含烟开口了。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叶：
“我不知道。”
志生点了点头，没有追问。
他看了看四周——这间出租屋不大，客厅里摆着一张旧沙发、一个掉了漆的茶几、一台老式电视机。墙角堆着几个纸箱，窗帘是最便宜的涤纶布，洗得发白。二月的倒春寒还没过去，屋里没开暖气，阴冷阴冷的。
“蒋小姐，”志生说，“你住的地方太简陋了。你现在的身体情况，不能在这种地方待着。”
蒋含烟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丝警觉。
志生知道她在想什么，摆摆手说：“你别多想。我不是萧明山。我叫戴志生，在南京工作，帮老板管理一些事情，也算是打工的，和明月离婚好几年了，一个人过。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但我说话算话。我说帮你，就是帮你，没有任何其他意思。”
这几句话说得平平淡淡，没有赌咒发誓，没有拍胸脯保证，就像在填一份履历表，把自己的底细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蒋含烟的母亲在旁边听着，眼眶都红了，一个劲地说：“好人，好人啊……”
蒋含烟看着志生，眼睛里的警觉慢慢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神情——有感激，有犹豫，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她见过太多男人看她的眼神，有贪婪的，有轻佻的，还有色迷迷的却装作正经的。但戴志生的眼神不一样。他看着你的时候，就像在看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一个女人。这种场景，她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
“你住在这里，杨冬花随时可能再来找你。”志生说，“今天她吃了亏，明天说不定带更多人过来。你母亲年纪也大了，经不起这么折腾。”
蒋含烟的母亲听到这话，脸色又变了，显然是被“杨冬花再来”这几个字吓着了。
“这样，”志生看了看明月，又看了看蒋含烟，“你搬到县城的酒店去住。住宿费、吃饭的钱、去医院的费用，我全包了。”
“我”这个词，他说得很自然。明月站在旁边，听到这个词，心里动了一下，但没说什么。
蒋含烟摇了摇头：“我不要你们的钱。”
“不是给钱。”志生说，“是安排你住下。你现在的状态，一个人待在这种地方，我不放心。你母亲也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