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是在过年。中国人讲究团圆，讲究人情。政治是冷的，但人心是热的。没有人情味的政治，是走不远的。
我合上报告，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敲了敲，思索着。
孙红印的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从财务借钱放高利贷，是违规，但钱已经还了；自己那两万血本无归，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受害者——贪心固然有，但罪不至死。如果这时候把他关着过年，于情于理都不合适，也容易让人说县委不近人情。
“这样吧，”我抬起头，“让他写个深刻检查。把从财务借钱的过程、放高利贷的经过、认识到的错误，都写清楚，要触及灵魂。写完检查，让他回家过年。年后视态度再处理。”
粟林坤点头：“好。那我现在就去安排。”
“等等，”我叫住他，“检查不能敷衍了事。你亲自把关，不过关就重写。告诉他，这是组织上给他机会。如果态度不好，年后严肃处理。”
“明白。”
粟林坤离开后，连续几天的奔波，确实有些累了，又处理了些许积累的文件。
中午，我和文静约了高粱红酒厂的厂长孙向东在县委招待所小餐厅吃饭。
孙向东如今已经发福，身材看起来更加魁梧，脸色也颇为红润，一看就是能喝酒的人。他进门就笑呵呵的：“朝阳书记，文静县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孙厂长，坐。”我招呼他坐下，“今年酒厂效益怎么样？”
“好得很啊！”孙向东嗓门洪亮，带着酒厂人特有的豪爽，“咱们高粱红在国家台打了广告，知名度上去了，现在供不应求！仓库里都没存货，生产出来就拉走。”
闲谈几句之后，孙向东如今也是越来越社会了，说起话来不再像是乡镇干部一样没有水平，反倒是多了几分市侩。
孙向东端起酒杯：“来，朝阳书记、文静县长啊，我敬两位父母官一杯！感谢县委县政府对酒厂的支持！”
我端起酒杯跟他碰了碰，喝了一小口。孙向东却是一饮而尽，抹了抹嘴：“痛快！朝阳啊，你这可是保留了！不带这么喝酒的。”
喝酒，我自然是甘拜下风，也就推脱了几句。
“曹河酒厂是和平安县高粱红酒厂联合办厂，今年的税收贡献不小，县财政都感受到了。向东啊，我是代表曹河的父老乡亲感谢你啊，为曹河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文静马上补充道：“向东啊，这次书记专门说了，县里的十大明星企业家要拿给你！”
“应该的，应该的。客气了不是！我这多少有些不敢当啊！”
孙向东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忽然带着推心置腹，“朝阳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说。”我放下筷子。
“你们这个酒厂的管委会主任钟建，可是人品不行啊。”孙向东脸上露出愤慨的神色，“我这次来了解到，你让他去精简人员，他王八蛋搞竞争上岗，这家伙明码标价——一个普通工人的岗位，要交五千；班组长，要交一万；车间主任，要交两万！这不是胡闹吗？”
我脸色沉了下来：“有这种事？”
“千真万确！”孙向东说得激动，手指在桌上敲了敲，“不少老工人，技术好，干活踏实，但没钱，就被裁了。上来的都是些关系户，技术不行，管理更不行。再这样下去，酒厂的生产质量都要受影响！朝阳啊，咱们高粱红这个牌子，是几代人攒下来的口碑，不能毁在这些人手里！”
我放下了酒杯，带着怒气道：“看来，他们是不想让大家好好过年了，文静你给粟林坤打电话，下午让他到我办公室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