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老大眉头都没皱一下，把手里的八万打出去，笑眯眯地让自己身旁的一个女人顶上，然后冲牌桌上的人说：“各位哥哥先玩着，我下去看看就来，很快。”
副所长头都没抬，嗯了一声，摸起一张牌。这种小事霍老大处理得多了，根本用不着他操心。
霍老大站起身，整了整身上那件黑色的中山装，扣子系得严严实实。这衣服他穿了好几年了，从他把那个灰扑扑的货运站改成现在的酒吧那天起，他就再也没穿过那些花里胡哨的牌子。中山装好，显得沉稳，像个正经做生意的。
他从后楼梯下去的时候，脚步不快不慢。走廊尽头的消防通道里还残留着当年那股子发霉的味道，他走过无数次这条路，每一次都觉得像是在提醒自己——你他妈是从这条破楼梯爬上来的。
霍老大今年四十岁，河北农村出来的，十七岁来京都混，头三年睡过桥洞，搬过水泥，被人追过十八条街。后来他琢磨明白了，老老实实干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得走点邪路子。
八十年初期那会儿，他跟着几个老乡开始在火车站附近收保护费。那时候的火车站乱得很，小商小贩摆个摊子，一天挣不了几个钱，还得给他们交“管理费”。不给？那就别想安安生生做生意。砸摊子、堵门，手段说不上多高明，但对胆小的老百姓管用。
后来他胆子大了，开始搞敲诈。专挑那些外地来京都做小买卖的，什么卖货的、开小饭馆的，先找人去店里闹事，他再装好人出面“摆平”。
那几年钱来得快，但霍老大心里不踏实。他知道自己干的这些事上不了台面，随时可能翻船。八十年中期的时候他一个同行被抓进去了，判了十二年，那事儿给他敲了警钟。
他开始琢磨转型。
八六年是个转折点，那年他认识了一个做钢材生意的老板，那老板手里有一批滞销的螺纹钢，正愁卖不出去。霍老大二话不说，把自己攒的那点家底全砸进去，把那批货吃下来。
他不懂钢材，但他懂人——他认识工地上的包工头，认识城建局的小科长，七拐八拐的，硬是把这批货高价卖给了城东一个正在赶工期的楼盘。
这一单让他赚了人生第一个一百万，那可是八十年代，那时候的一百万对普通人来说是个想也不敢想的数字。
从那儿以后，霍老大就找到了路子。他开始倒卖各种紧俏物资，从钢材到水泥，从砂石到电缆，什么缺他就倒什么。那几年京都大搞基建，物资缺口大得很，他有路子能搞到货，上面有人能打通关节，中间还有一帮兄弟能摆平“麻烦”，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八八年的时候，他把火车站那片收保护费的“业务”全部砍掉，兄弟们该遣散的遣散，该洗白的洗白，彻底跟过去那些不入流的手段说了再见。
但骨子里那套东西，他没丢。
开这个酒吧的时候，他特意选在了北三环边上，地段好，装修花了两百万。表面上是个新潮酒吧，实际上是他用来经营人脉的场子。
有了这些关系，霍老大在京都算是真正站稳了脚跟。黑道上的朋友给他面子，官场上的靠山给他撑腰，走到哪儿都有人喊一声“霍哥”。他有时候会想，当年睡桥洞的那个河北农村小子，怕是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
但他也清楚，自己这点家底在京都这潭深水里，充其量算条小鱼。那些真正的庞然大物沉在水底，他连影子都看不见。
所以他这些年越来越谨慎，能不出头就不出头，能和平解决就和平解决。年轻时那股子一言不合就掀桌子的血性，早被岁月磨得差不多了。
霍老大一下楼，几个气势汹汹的打手就跟在了身后，走到一楼大厅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场面。
七八个看场子的小弟围成一圈，一个女人坐在卡座里，翘着二郎腿，手里还拿着一块西瓜，姿态松弛得像是坐在自家客厅里，旁边还有三女一男，看着年纪都不大。
他的手下阿成——就是那个脖子上挂着大金链子、满身腱子肉的大汉——正站在那女人面前，脸色铁青，拳头攥得咯吱响，但就是没动。
舞厅的音乐声依然响着，酒精麻醉了舞池里蹦得正欢的人群，这边不打起来他们是不会停下看热闹的。
阿坤跟了他十二年，当年在火车站那边，一个人能打五个，下手黑得很，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能让他站住了不敢动的，那可不是一般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