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二日的经筵，对学术界的影响是翻天覆地的。
大明的经学、史学，都要因此改变。
也因为此，对这场经筵的结论朱由检和群臣都很慎重，由刘宗周、钱谦益主笔，撰写相关稿件。
直到二月十六日，经过内阁大学士审议、半月朝通过的经筵录，方才传播出去。
《京报》专门发行增刊，报导这条消息。
刚刚结束第三场考试的举子，看到的就是这个。
他们纷纷认识到，大明的科举将有大变：
“四书点校修缮，五经校注大改。”
“这科举的四书义和五经义还怎么考？”
“按旧学还是新学？”
这是举子们最关心的事情，他们中很多人不关心经书如何注释，更关心的是考试内容会不会变。
当今皇帝登极后，先是设立明法科、明算科，又提倡三场并重，提高了策论的地位。
这一切都表明皇帝有改变科举的意思，他们担心皇帝为了推行新经学，会把科举大变。
一时间，刚结束考试的举子，尽皆讨论这一点。
年轻的举子还好说，他们脑子灵活，自忖能学习新经义，甚至能和年长举子站在同一起跑线。
但是年长的举子，对此就不乐意了——
他们的思维已经固化，很难接受新经学。
而且这些人大多有家有业，根本没有精力，去学什么新经学。
出于未来参加科举考虑，他们认为经义不该变。
这些人有的唉声叹气，有的却想到了三年前的事情。
三年前参加戊辰科考试的举子能示威，难道他们辛未科的考生就不敢吗？
尤其是那些参加过三年前那件事的，开始积极串联，想要再搞一次大事件。
——
这些人的动向，很快被锦衣卫报到宫里。
朱由检在朝会上将此传给诸位大臣，笑道：
“大明的士子，在表达意见上很热情啊！”
“国会一定要设起来，给他们发表意见的权力。”
“有了正当途径反馈，他们就不用必须闹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