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臣子见此，自然也知道了怎么说，纷纷开始出言。陈继儒道：
“朱子又曰：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此类多矣。”
“其编撰《通鉴》时以义理为先，谓为‘新义胜旧义，新理胜旧理’。”
“只要‘史有记录之害义者’，那就‘不可不正’。”
“名为记述历史，其实在讲经义。”
朱由检颔首认可，又向倪元璐道：
“这种先定义理，再剪裁史料的做法，是否符合倪卿所说的‘不直书而加论断’呢？”
“《三朝要典》，是不是义理史学？”
倪元璐闻言两眼睁得大大的，不敢相信皇帝竟然这么说——
把自己评价《三朝要典》的话，用于评价《资治通鉴》。
他很是忿怒地说道：
“那能一样吗？”
“温公是为了阐述义理，逆竖是为掩盖其非，所述全是歪理。”
怒喷皇帝一通，请他收回这句话。
朱由检见他如此破防，心中毫无愤怒，反而有哑然失笑之感。若非是在经筵上，只怕会大声笑出来。
心中不认可这种双标的话语，朱由检面对群臣，却不得不耐着性子道：
“无论义理还是歪理，都称得上道理。”
“义理史学可以剪裁史料，歪理史学为何不可以？”
“所以朕说，宋儒开创的义理史学，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
“《三朝要典》，是义理史学的巅峰，它已经走入了邪路，不可不引以为戒。”
这种把《三朝要典》当成义理史学的说法，群臣都觉得难以接受，倪元璐大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