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云逍顿了顿，目光从几人身上掠过，“律法，不光要成为约束百姓的枷锁，更应当成为百姓的保护伞。百姓理应以法律保护自身权益，朝廷也应当鼓励百姓这么做。”
他说的这些，也就是‘普法宣传’。
屋内几人都是一震，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胡应台提出了质疑：“明刑弼教，乃太祖提倡，朝廷自当遵循祖训。只是，只是让百姓以律法维护自身权益……下官以为，大为不妥。”
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于后世的人而言，是再也简单不过的道理。
可在如今这个年代，未免太过惊世骇俗了。
其实在华.夏古代，普法宣传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先秦时期，就有‘木铎传法’和‘悬法象魏’，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内容，感到刑法之可畏。
以后历朝历代，都有各式各样的法律宣传制度。
朱元璋更是热衷于法律宣传，并且有搞出新的创举，那就是讲读律令。
为此特意颁行了《大诰》和《教民榜文》等，供天下官民学习、了解。
读书人不仅要读《大明律》、《大诰》以及《教民榜文》等，而且科举也会考到相关法律。
在民间的乡饮酒礼上，也要宣讲皇帝的“六条”圣谕（老朱语录）和相关法律。
这一招后来被雍正学到了，并且发扬光大。
可从古至今朝廷的法律宣传，目的是为了让官吏和百姓乖乖听话，不去触碰律法，往他们的脖子上套枷锁，以此来稳固统治。
百姓想运用所获得的法律知识作为武器，向统治者争取权利，那却是万万不行的。
因此朝廷一边让百姓学法守法，一方面又认为百姓打官司是一种社会不安定的表现，进行百般限制。
不仅是教百姓词讼的讼师、讼棍，要受到严厉打击。
教百姓打官司的书籍，例如大明民间的《惊天雷》《萧曹遗笔》《刑台秦镜》之类的书，统统遭到封杀。
云逍竟然要朝廷鼓励百姓打官司，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不是要把枷锁，反过来套到当权者的脖子上。
百姓都敢跟当官的叫板了，那以后岂不是要天下大乱？
“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