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在古耀军住院期间负责看护、审批、乃至只是例行探视过的医疗系统官员和相关领导，接二连三地以各种离奇的方式暴毙。
一位副局长在晨跑时突发心梗。
一位国资司长在签署文件时脑溢管破裂。
一位主抓后勤的院长在自家浴缸里触电身亡……
死状各异，毫无关联，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曾出现在古耀军的病历或关系网名单上。
死亡的阴影如同瘟疫般蔓延，整个京城的上层圈子人心惶惶。
没有人敢公开讨论此事，但私下的猜测已化作最恐怖的流言。
古家在用最血腥的方式，清理所有目击者和知情人。
中警的调查彻底陷入了僵局。
每一个现场都被精心布置成“意外”，找不到丝毫他杀的证据。
监控录像要么恰好故障，要么拍到的画面毫无价值。
所有线索都在指向一个荒诞不经却又让人不寒而栗的结论，古耀军根本就没有脑梗昏迷，而是装病，自杀的目的就是销毁证据。
在国内司法实践中，对于职务犯罪，很多时候定罪的关键证据，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以及相关物证、书证的相互印证。
一旦嫌疑人死亡，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就失去了最直接的来源。
口供消失，无法再开口指认同伙，交代赃款去向，解释复杂的利益输送链条。
很多一对一的贿赂案件，如果没有行贿人的证词或其他物证，仅凭账目异常很难单独定罪。
还要遵从疑罪从无的延伸，虽然犯罪嫌疑人已死，不适用疑罪从无，但司法机关无法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强行给一个死人定罪。
判决他需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如果关键证据因他的死亡而无法获取，案件就成了一个“无头案”。
而且，司法判决中，还要遵从一事不再理原则。
也就是在刑事诉讼中，对同一个犯罪事实不能重复进行追诉。当一个人死亡，刑事诉讼程序应当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