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饭，周澈去了村西头的茅屋，那是他们临时办公的地方。
几张方桌拼在一起，桌上堆着各种报纸文件，墙上贴着两张手绘的地图和几页宣传标语。
同志们陆续来了，有人见了他就笑着叫“周老师”。
周澈应一声，把昨夜翻译好的文件交上去。
他翻译得很仔细，连边上被涂掉的小字也尽量做了批注。
负责文件的人翻了一遍，夸赞道：“翻译得真好。这段我们本来都以为是什么暗语，原来是他们中队长写的天气，还是你行。”
周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在桌子边坐下。
上午的时间大多用来处理文件，有时是从前方交通站转来的信件，有时是缴获的图纸和通知。
信件都是些琐碎的内容，比如问家人身体近况、问津贴、索要东西。
周澈却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不少东西，有些部队开始缺粮了，一些地区调动频繁，还有士兵的家里已经收不到信了，连着几封都在问为什么不给他回信。
他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内容翻译好，再整理成简单的报告，交给负责文件的人。
午饭由组织管，吃得也很简单，一人两个杂面窝头，一碗白菜汤，偶尔能有点蛋花。
周澈吃完了，站在院墙边晒太阳消食。几个男同志在旁边抽旱烟，问他要不要，他摆摆手，说不会。
有人打趣：“周老师以前在魔都抽不抽好烟？”
周澈依旧低着头说：“尝试过，一抽就咳嗽，就没抽了。”
这没什么意思，别人就不再问了。
下午，周澈照例去给几个新同志上樱花语课。
课堂借用了村里修的小学，两间土坯房，里面放着十几张高矮不一的课桌。
周澈只教一些基础的句子，没有从语法之类的开始教，而是直接教读音，靠死记硬背背下来。
比如“站住”、“缴枪不杀”、“举起手来”之类的。
毕竟他们学这些也不是为了跟柜子聊天，在遭遇的时候能喊出来就行。
上完课，周澈一个人往回走。
天已经暗下来，只看得见田埂的轮廓，风从麦田里一阵阵刮过来，远处有几星灯火。
他走得不快，鞋底踩在冻土上沙沙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