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互相启发，彼此增益，倒是结下了一段惺惺相惜的君子之交。
书院里江南与广西两派学子之间的对立，并未因秦浩然的调和而消弭，反倒因那日的言语冲突，裂痕愈发明显。
双方虽不至于在讲堂上公然争执，毕竟都是举人身份，多少要顾及体面，但私下里已是泾渭分明。
用饭时各围一桌，互不搭理。
课后交流也多是同乡聚在一处，偶尔在廊下迎面相遇，也不过是冷淡地颔首，便侧身而过。
那种无形的隔阂与疏离，比直接的争吵更让人感到压抑。
秦浩然对此心知肚明，也不充当和事佬。
此时贸然劝和，非但无济于事，反倒会让双方都觉得他故作姿态，想博个顾全大局的美名。
与其掺和那些无谓的口舌意气，不如沉下心来，趁此良机，多向这才俊请教学问。
毕竟，皇帝因治蝗之功给予楚贤书院的褒奖，让今年的游学交流格外热闹。
后续又来了些，陕西、山东、福建、江西、河南、北直隶等地的学子也陆续到来，细细算来，竟有八省之风汇聚于此。
每日上午的讲堂，成了思想交锋的舞台。
陈山长或诸位讲席讲学之后，照例是自由论辩之时。
江南学子与广西学子往往各执一词，围绕经义诠释与现实应用展开辩论，几乎成了固定戏码。
顾梦圭引经据典，谈吐风雅，总能将话题引向精微的义理辨析。
韦崇山则立足实务，言辞犀利，每每直指空谈误国的弊端。
双方的支持者亦加入战团，引证、反驳、诘问。
秦浩然大多时候只是静听，坐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分析双方的论据与逻辑。
偶尔被师长点名或被同窗问及看法，秦浩然便就事论事，剖析经义与实务如何结合，既不偏袒空谈玄理，也不鄙薄经典传承，总是力求逻辑清晰，言之有物。
这般持中的态度，渐渐赢得了一些理性学子的尊重，但也让某些人觉得秦浩然“圆滑”“缺乏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