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天开始有人生病。不是受伤，是生病。感冒发烧，肠胃炎，还有人身上起红疹子，军医看了半天说是营养不良引起的免疫力下降。
病号在医务室的床上躺着，盖着薄被子，枕头上铺着一张旧报纸，看着天花板发呆。有一个病号烧到三十九度，跟军医说能不能回宿舍躺一天，军医还没开口，苏联军医推门进来了，量了体温，说了一句让翻译都愣住的话：“没到四十度，明天归队。”
这些情况传到后勤和政训系统里，开始有人往上递条子。条子措辞很婉转，大意是“训练成效显著，但部分官兵反映身体负荷较大，建议适当调整节奏”。条子递到彭孟缉手里，他看了一遍，撕了。
他不是不心疼。他前几天去训练场，亲眼看见一个兵扛着炮弹跑着跑着就开始晃，像喝醉了酒一样，晃了两步一头栽在地上，摔得满脸土。他当时走过去把人扶起来，那兵睁开眼看见是他，吓了一大跳，挣扎着要站起来。他按住他，说别动。然后蹲在旁边等卫生员来。
但他没有叫停训练。因为他去苏联教官住的那排平房转了一圈，看见了他们的训练笔记。每个兵都有记录，跑了多少秒，装填多少次，卧倒需要多长时间。
数据不骗人。第一天的平均装填时间是四十五秒，第十天是二十二秒。这个提升幅度，是用命换的，但也是用苏联人这套不讲情面的方法砸出来的。
苏联教官自己也跟着练。不是站在旁边看，是跟着跑、跟着做、跟着趴。一个苏联机枪教官，胳膊比新兵的大腿粗，做示范的时候趴在地上，从持枪到瞄准到击发，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站起来之后拍拍身上的土，让新兵一个个来。谁做错了，重来。他自己在地上趴了四十多遍，膝盖和手肘全磨破了皮，没吭一声。
新兵们看在眼里。嘴上骂，心里服。骂的是苏联人不拿人当人，服的是这帮洋教官自己不偷懒。
但身体是诚实的。第十天，训练场上倒下了七个人。三个是扭伤，两个是中暑，两个是累到站不住。七个人被抬到医务室，医务室的床位不够，拿条凳拼了两张临时床。彭孟缉晚上去医务室转了一圈，出来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很久。副官问他要不要给苏联方面打个招呼，把明天的训练量减一减。他说了一句：“不减。让炊事班在每餐伙食里里多加两勺猪油。多买些肥肉回来”
副官愣了一下。彭孟缉说：“体能跟不上，吃药没用。多吃点油，比什么都强。”
从那天起，伙食里多了两勺猪油。后来这勺猪油被人叫做“彭氏补给”，在新兵连里传了很久。效果有限，但聊胜于无。
两个星期之后，基地开始出现逃兵。不多，前后跑了七八个。都是夜里翻墙走的，走的时候连铺盖都没拿。彭孟缉让宪兵去追，追回来三个，剩下的没追到。追回来的三个站在他面前，低着头，一句话不敢说。彭孟缉看了他们好一会儿，没有吼，也没有骂，只说了一句：“现在回去训练，今天的事我不记在档案里。”
三个人站着没动，其中一个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眼眶里全是红的。彭孟缉说：“去吧。”
人走了之后，他坐在椅子上，拿起茶杯，又放下。他知道这几个兵不是怕死。怕死的人不会来当兵。他们是扛不住了，身体扛不住，精神也扛不住了。但这仗不会因为你扛不住就停下来。这支部队必须在短时间内形成战斗力，没有退路。
苏联教官的训练还在继续。第三周开始加实弹射击和车组协同。训练的伤亡风险又上了一个台阶，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彭孟缉在第三周的训练日报上写了一行批注，字迹很重。
“淘汰率高于预期。但通过者的数据达标。继续执行，不做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