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一落地,那名女学生手里的笔动了起来。
她飞快在本子上写下这句话。
冯敬德看见了,却没有阻止。
他盯着许琛看了几秒,忽然问:“如果国外评委只看见控诉,看不见父爱呢?”
这问题比前面更尖。
它不是商业层面的疑虑。
而是电影文本本身的风险。
许琛从包里拿出一张折叠好的A3纸,展开。
纸上是他重新整理过的双线叙事结构图。
左边是成人现实线。
右边是孩童游戏线。
两条线中间有密密麻麻的连接节点。
糖人任务。
捉迷藏规则。
黄皮妖怪。
父亲出局。
教授先生的谜题。
舞女姐姐的“变装任务”。
逃兵叔叔的“护送关卡”。
商人伯伯的“最后道具”。
许琛把纸放在两排座椅之间的扶手上,推到冯敬德面前。
“所以剪辑结构必须克制。”
他指着左边的成人现实线。
“成人世界的残酷不能完整呈现,它只能是碎片。水洼里的倒影、远处一声枪响后突然静下来的街角、某个人袖口上没有解释的血迹、孩子转身时大人迅速盖住的东西。”
他的手指移到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