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梅被安排在三病区一间约十平方米的简陋病房里，屋内仅有一张桌子、一张床，屋顶装着两个监视器。
她在这里每天能做什么呢？不能看报，不能看电视，也不能与人交谈。
医生两班轮换，每日只是反复劝她吃药，而王静梅也只是一再拒绝。
她不能离开病房，若想透透气，必须在护士陪同下，才能偶尔到医院的小花园里晒一晒太阳。
问题便来了：王静梅一没有发疯，二没有违法，三没有危及他人人身或财产安全，更没有经过司法鉴定确认她患有精神病，为什么要将她送进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
是谁赋予了如此之大的权力？
即便要送，也应当通知家属，在家属同意之后再行安置也不迟。
这样擅自作主将人送进精神病院，没病怕也要被整出病来。
杨佳案的侦查、审判与死刑核准期间，最了解杨佳的人便是他的母亲王静梅，她本该是本案最重要的证人之一，却反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连法院的大门都未曾踏进过一步。
王静梅神秘失踪之后，她的姐姐王静蓉于七月十七日下午两点四十分，到大屯派出所报了失踪，得到的答复是：七月四日王静梅自己走了，至于去了哪里，他们并不清楚。
随后，王静蓉与杨佳的父亲杨福生开始四处寻人，并在网上发帖寻找王静梅，这一回，人是真的找不着了。
可就在这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杨佳的那位指定律师谢有明，在王静梅失踪期间，竟拿出了一份由她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
事后才得知，原来是谢律师曾到医院找到王静梅，让她在委托书上签了字。
这究竟属于什么样的操作，实在令人费解。
后来，王静蓉多次向派出所打探消息，认为对方不作为。
九月八日，她与北京瑞丰律所的李方平律师一同前往朝阳法院，打算起诉，法院却以没有不作为的证据为由拒绝立案。
这家人也不知是交了什么运，倒霉的事似乎总让他们赶上。
十一月五日，王静蓉忽然接到小区居委会的电话，告知她妹妹就在安康医院里。
而此时，杨佳的案子已于十月二十日终审结束，被判死刑，正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