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到底挨没挨打，我们不能妄下判断，因为他既没有验伤，也拿不出任何证据。
警方的表述是：在询问过程中，一名叫高铁军的民警与杨佳对话时，杨佳声称高警官向他吐唾沫，随即冲向派出所门口；
高铁军上前阻拦，杨佳便抓住了高铁军的手；后来几个人将他架进里面的工作区域，让他坐在椅子上，并由陈银桥、高铁军继续向他做解释工作。
二审判决书上也是这般记载的，称民警将他带到工作区域后，并未殴打过他。
那么这个“工作区域”，究竟是派出所“四区八室”中的办案区，还是办公区？如果是办公区，里面有没有监控？即便有，是否存在死角？
退一步讲，就算真的动了手，没有监控便等同于没有证据，一切也只是空口无凭。
后来，督察吴玉华对杨佳进行了一番说服教育，他的情绪才渐渐稳定下来。
警方一边做笔录，一边向租车公司核实，最终认定自行车确系杨佳所租，这才将他放走。
此时已是凌晨两点多，杨佳在派出所里足足待了六个小时。第二天，他便直接买票返回了北京。
这一回，杨佳可算有事干了，和母亲一起开始了投诉。
王静梅一边继续为她那桩咬腿的旧案奔波，一边又帮着儿子忙前忙后。
她先是给吴督察打过几次电话，翻来覆去就是想弄清楚儿子到底有没有挨打，得到的答复自然是没有。
随后，杨佳开始写信、发电子邮件、打电话，向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以及督察部门进行投诉。
他的理由很明确：自己没有任何过错，本不该受到盘查，同时还遭到了殴打，要求开除相关人员的公职，并赔偿其精神损失。
上海方面的答复是：经过认真核实，民警执法依法有序，并无不当之处。
杨佳对这个结果当然不满意。他认定自己毫无过错，却平白挨了一顿揍——在山西不就有过一次吗？
那一次，对方认了错，也赔了钱，那这回你们也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于是，他开始变着法子不停地投诉。可惜，没有用。你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挨了打，一切便都是徒劳。
上海方面大概没想到杨佳会如此执着。2007年10月，他们派人专程到北京，对杨佳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
杨佳不认，他只要一个说法：你们到底打没打我？这话对方自然无法明说。既然你们不肯说，那我便接着投诉。
后来，有上海方面的权威人士称，当时的确发生过“肢体冲突”——且看这用词，“肢体冲突”，怎么就冲突了？冲突到了什么程度？没人往下说。
到了2008年3月，上海警方第二次前往北京，打算与杨佳和解。开出的条件是给你一千五百块钱了结此事，但绝不承认己方有过错。
杨佳自然不会接受。这压根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他只要一个说法，要对方明明白白告诉他，到底动没动手。
上海方面大概万万没想到，杨佳竟如此难缠。回到上海后，双方又有过几次电话沟通，但问题依旧悬而未决。
这事儿细想起来颇值得玩味：如果你们当真没有任何过错，又何必提出赔偿一千五百块钱呢？
再退一步说，两次专程来北京协调，往返机票、住宿、餐费加在一起，恐怕远不止多少个一千五。
倘若真有诚意解决此事，何不拿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赔偿方案，或许事情也就此了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