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微观经济学的成型在于多年之后马歇尔将这套观点和旧有的生产成本理论融合，提出供需共同决定价格，为后世研究个体交易、市场定价搭建起完整框架。
不过要等到下个世纪凯恩斯出世，经济学才会被正式划分微观和宏观，那时候有学者提出这套看法不足以解释大范围的萧条与失业，需要专门研究一国整体的就业、总需求，由此分出两条不同的研究道路：一条着眼个人与商户的交易，另一条放眼整个国家的兴衰。
凯恩斯的理论打破了‘放任市场便是最优解’的认知，提出在低迷时期，政府有必要主动投入资金，拉动需求、稳住就业。当然，这套理论同样饱受争议，许多学者担忧过度干预会带来通胀与沉重的债务。
不过在伊迪斯看来，杰文斯有很多局限性，现在比较受批评的一方面就是因为他极少深入探讨失业问题，根源在于他看待经济学的角度和前辈完全不同。
李嘉图、穆勒都是从工人、资本家这些阶层出发，关心财富如何分配、劳工何以困顿。
但杰文斯把一切经济活动简化为每个人对得失的权衡，不再着眼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他相信只要薪资能够自由调整，找不到工作只会是短暂现象。
他一心想要证明价值来自人的主观需求，首要目标是解释物价波动，大规模失业、长期贫困这类宏大社会难题，不在他理论的核心范围内。
他虽留意过周期性商业萧条，甚至试图用气候收成解释危机，却不曾意识到，市场本身可能长久缺乏需求，让大批劳动者持续失去工作。
他的理论大厦里，没有为“失业”留下一个真正的位置，回避了时代最迫切的劳工苦难。
这种理论上的盲区，并非杰文斯一人之失，而是整个边际革命学派在追求“科学化”过程中付出的代价。
他们追求用数学公式、心理法则来包装经济学，让它看上去像物理学一样精确、客观。
可这种“科学”的代价，恰恰是把那些无法量化、无法纳入方程的社会苦难，悄悄排除在了视野之外。
当然，经济学实际上也离不开数学分析。
不过杰文斯在UCL的处境，远比表面上的学术分歧要复杂得多。
这时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英国所有大学经济学的必修教材，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则注定要被这些学生拿来与穆勒反复比较。
“我希望你们在接下来的课程中，要学会一件事，”杰文斯教授从讲台上拿起一截粉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