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二，一封来自布尔诺的信寄到了UCL。
寄件人署名处写着一个名字：GregorMendel。
伊迪斯先从茶水台那默默地泡了杯茶，压了压激动的心情。
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打开信。
一共好几页纸，每一页纸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句子，显然是在收到乔治·达尔文的来信后连夜写的回信，然后跨国辗转寄到了伦敦。
她在信中读到了长久的感动和激动。
孟德尔说，他当年发表这篇论文时，曾将副本寄给当时几位著名的植物学家，但几乎没有人回应。
只有慕尼黑大学的卡尔·冯·内格里教授给他回过信，建议他用山柳菊再做一遍实验。
孟德尔在信中写道：“我花了几年时间在山柳菊上，结果完全无法重复我在豌豆上观察到的规律。我一度以为是自己之前的实验出了什么差错。现在我明白了——不是我的实验出了差错，是我选错了验证用的植物。
而当内格里教授的建议把我引向了一条岔路时，我身边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也许你应该换一种材料再试一次’。
所以我回到修道院，重新开始。我用豌豆、玉米、紫罗兰继续做杂交实验，积累了更多数据，但再也没有把它们整理成论文投稿——因为我不确定这些数据还有人会在意。”
他说他最近在布尔诺忙于跟地方税务局打官司，因为帝国出台宗教基金税新法，强制修道院全部不动产、动产计税，用于补贴天主教神职人员，修道院税负大幅上涨。
他认定税法对修道院极不公平，拒绝配合全额申报、拒绝缴税，正式和政府开启长期诉讼对抗。
他写道：“这场抗诉已经让我身心受损，但得知您在剑桥的研讨会上提到我的研究，并且有那么多优秀的学者开始重复我的实验，我深感荣幸和欣慰。知识不在于被发现，而在于被分享和传承。
感谢您让更多人知道了我的工作，因为无人理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我正在继续整理我的豌豆、山柳菊、玉米、蜜蜂杂交等发表和未发表全套原始实验数据，以后会通过包裹寄给您，希望您能如期收到。
我自己只留下复印后的版本，期望能够为您和所有正在研究遗传问题的学者提供帮助。同时，我愿意与您长期书信往来，细致探讨跨物种遗传等学术观点问题。”
落款处签着格雷戈尔·孟德尔的名字。
孟德尔信里的语气全然不像一位严谨的修士，更像是一个在自己钟爱的领域里耕耘多年、终于找到了知音的老学者，那种纯粹的、发自内心的快乐几乎要从纸页上溢出来。
他说感谢伊迪斯，但伊迪斯觉得，真正该被感谢的是他自己，是他用了长期时间面对数万颗豌豆做出了实验，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补上了那块缺失的基石。
伊迪斯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靠在椅背上沉默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