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她自己，也有了一个不错的学术交流者。
研讨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几个剑桥学生重新凑到黑板前，对着那些代数公式和遗传因子分配表小声讨论起来。
伊迪斯身边也环绕了几个人询问细节方面的问题。
她很耐心。
哪怕有人问得数学问题太过简单。
但伊迪斯知道，对自己所认为的简单，对他人来说可能不是同一水平的简单。
福尔摩斯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没有人注意到。
伊迪斯在回答一个剑桥学生关于测交实验的追问时余光扫过那个方向，发现人已经不在了。
她停顿了不到半秒，然后继续讲解。
从剑桥回到伦敦后，课业和副刊的编务重新填满了她的日常。
亲人们自然也问起剑桥的见闻，伊迪斯也回答了。
剑桥研讨会上的那场交锋，伊迪斯以为会像一枚石子沉入池塘，涟漪散开后就归于平静。
但研讨会结束后不到两周，迪格比兴冲冲地在社团聚会时手里挥舞着一份刚出版的《皇家学会简报》。
他说乔治·达尔文在简报上正式发表了文章，公开认可孟德尔的豌豆实验，同时系统性地指出泛生论的缺陷——这篇文章不只是在学术界放了一枪，简直是扔了一颗炮弹。
伊迪斯接过简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乔治·达尔文的措辞严谨而克制，先是用数学语言完整复述了孟德尔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然后逐一分析了泛生论在几个关键节点上与实验数据的不符之处。
他没有用任何情绪化的修辞，只是冷静地指出如果一个理论无法与可重复、可量化的实验数据兼容，那么无论这个理论出自谁的手笔，它都必须被修正。
他写道：“我父亲的伟大贡献在于提出了自然选择这一不可动摇的法则，但他本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可靠的遗传机制来支撑它。现在，一位布尔诺修道院的修士可能已经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替他完成了这项工作。这并非对我父亲事业的否定，恰恰相反，这是对他事业的延续。”
而真正让这篇简报从一篇学术文章变成一场学术运动的，是乔治·达尔文接下来做的一系列动作。
他利用自己与欧洲大陆数十位植物学家常年的书信往来，把孟德尔那篇在布尔诺地方期刊上被埋没了将近十年的论文翻译成了英文，并自费印刷了数百份副本，寄给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几乎所有在生物学和植物学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