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兰是接到苏晚电话的第二天一早出发的。
头天晚上苏晚在电话里说“妈，我跟他签了”，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食堂的红烧肉不太好吃。周桂兰当时只应了一声“嗯”，挂了电话之后，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客厅的灯没开，电视机开着，声音调到最小，荧幕上的光一闪一闪地照在她脸上。她坐在那里，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拇指无意识地互相摩挲着——这是她紧张时才会有的小动作，苏晚也有，母女俩一模一样。
她想了很久，想女儿小时候的事。
苏晚六岁那年，苏大民在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断了三根肋骨，在医院躺了两个月。周桂兰白天上班，晚上去医院照顾丈夫，女儿一个人在家，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自己上学，自己做饭，自己做作业。
那时候苏晚才上小学一年级，够不着灶台，踩着板凳煮面条，有一次锅翻了，滚烫的水浇在她小腿上，烫出一片水泡，她愣是没哭，自己拿冷水冲了冲，用纱布缠了几圈，第二天照常去上学。
周桂兰三天后才发现女儿腿上的伤。她蹲下来，看着那片已经开始结痂的烫伤，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苏晚那时候站在她面前，小手拍着她的头，说了一句让她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妈妈别哭，我不疼。”
那一年苏晚六岁。周桂兰今年五十八岁，女儿三十岁了。她以为女儿长大了，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孩子，就不用再让她心疼了。
但此刻她坐在这间暗着的客厅里，忽然明白了——心疼女儿这件事，从她成为母亲的那一天起，就不会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周桂兰去菜市场买了排骨、红枣、枸杞，又买了一把小油菜和两条鲫鱼。她拎着大大小小三四个袋子，坐上了去城东的公交车。
从城北到城东，换乘一次，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公交车上人不多，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袋子放在脚边，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街景。
她想起苏晚结婚那天。
三年前，也是十一月。苏晚穿着白色的婚纱，头发盘起来，露出一张明艳动人的脸。
她从来知道自己女儿好看，但那天她才真真切切地意识到，女儿已经长成了一个大人，不再是那个踩着板凳煮面条的小女孩了。
陆司晨在婚礼上牵着苏晚的手，对着满堂宾客说“我会照顾她一辈子”。周桂兰坐在台下，眼眶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苏大民坐在她旁边，穿着一身剪裁合身的西装，表情严肃得像在参加一场重要会议，但周桂兰注意到，老伴的手一直在擦眼睛。
那时候她觉得，女儿终于有了归宿，她可以放心了。
可现在呢？
公交车在一个红灯前停下来，周桂兰低头看着脚边的袋子，鼻子忽然酸了一下。
她没哭。她不是一个轻易掉眼泪的人。当年苏大民摔断肋骨躺在医院，她一个人撑起一个家，没哭。苏晚高考考了全省前五百名，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她没哭。苏晚出嫁那天，她也没哭——至少没当着别人的面哭。
她告诉自己，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女儿需要她，外孙女需要她，她不能慌。
公交车到站，她拎着袋子下了车，走了大约十分钟，到了苏晚家楼下。
苏晚给的钥匙藏在门口消防栓下面，周桂兰弯腰摸出来，开了门。
屋子里很安静。客厅的窗帘半拉着，光线有些暗。茶几上放着几本医学期刊和一只没洗的杯子，沙发上搭着一条没叠好的毯子，厨房的水槽里泡着一只锅，锅底糊了一层已经干硬的面条。
周桂兰站在玄关，看着这一切，沉默了很久。
这个家，不像一个有人好好住着的家。它像一个旅店——一个只是用来睡觉、吃饭、换衣服的地方，没有人在意它是不是整洁，是不是温馨，是不是像一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