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摇了摇头。
“她才十六岁。”
加德纳太太沉默了一会儿。
“这事儿……她知道吗？”
“知道什么？”
“知道她舅舅赚了这么多？”
加德纳先生笑了。
“她不在乎这个。她要真在乎钱，早就能赚更多。她要的是……让那些人戴上口罩。”
他说完，又端起碗，继续喝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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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消息从东地中海传来，把伦敦的报纸版面全占了。
三月二十五日希腊爆发独立战争。
帕特雷的主教日尔马诺斯举起起义旗帜，高呼“自由或死亡”。希腊人拿起武器，反抗奥斯曼帝国四百年的统治。
每一个英国人都关心这件事。
咖啡馆里，人们在争论希腊的命运。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起义的进展。有人在街头募捐，说要支援希腊人民。有人在教堂里祈祷，愿上帝保佑那些为自由而战的基督徒。
那些关于女工赔偿的新闻，彻底没人提了。
但有一种人，比其他人更关心。
那些读过拜伦诗的人，那些相信希腊是西方文明摇篮的人，那些把“自由”这个词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他们不只是关心，他们想亲自去。
伦敦的俱乐部里，有人在打听怎么去希腊。大学的教室里，年轻学生在讨论要不要报名参战。甚至有贵族子弟变卖家产，准备买船买枪，去帮希腊人打仗。
拜伦勋爵还没有动身，但已经有人开始写信劝他——你是最该去的人，你应该去，用你的笔和剑，为希腊的自由而战。
他会在几年后真的去。
然后死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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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坐在朗博恩的书房里，手里拿着从伦敦寄来的报纸。
希腊。
1821年3月25日。
她看着那行字，沉默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