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斯在慕尼黑郊区一间安全屋里读完这篇社论，拨通了西贡的加密线路。
“你看到了。”他说。
“看到了。”李征宇的声音带着笑意，“你们的议题包渗透率不错。”
“不止。”克劳斯说，“今天下午有件事没上新闻。”
“我们的人在美国之家对面安排了一个小型合唱团，唱的是《给和平一个机会》。”
“本来预期吸引几十个记者。”
“结果唱到第二段时，防暴警察第三排有四个年轻人跟着哼了起来。”
“他们的排长发现后把整个排撤下去换班了。”
电话那端沉默了几秒。
“这是你安排的？”李征宇问。
“不是。”克劳斯说，“这是自发的。”
“我们只是点燃了柴堆，风往哪个方向吹，不由我们决定。”
“那由谁决定？”
克劳斯望向窗外。
暮色中，玛利亚广场的灯光次第亮起，抗议人群正在有序散去，留下一地传单和空矿泉水瓶。
几个清洁工开始清扫，一切恢复秩序，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由这些人自己决定。”克劳斯说，“他们今天走上街是因为害怕地球毁灭。”
“他们不知道自己被引导了，也不需要知道。”
“重要的是，他们走出来了。”
“你感到不安？”
“不。”克劳斯停顿了很久，“我感到有用。”
“三十年前我在东柏林组织青年集会，人们上街是因为恐惧，恐惧核战争，恐惧失业，恐惧克格勃。”
“今天这些人上街也是因为恐惧，但他们恐惧的是真实的，正在发生的东西。”
“气候变暖不是克格勃编造的假情报。”
“所以你觉得自己在做好事？”
“我在做专业的工作。”克劳斯的声音恢复了平静，“至于好事坏事，留给五十年后的历史系研究生去争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