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后，他作为“斯塔西合作者”被大学解雇，现在在这家小书店打工，勉强维生。
一位亚洲顾客在哲学区停留了很久，最后拿着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来结账。
“黑格尔在东德被简化了，不是吗？”顾客用德语说，“辩证法变成了政治工具。”
彼得抬头，看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亚洲男性，气质不像游客。
“您对东德哲学很了解？”
“我读过你的论文《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东德文化政策的张力》。”顾客微笑，“写得很好，尽管为了通过审查不得不自我设限。”
彼得的心跳加速。
那篇论文他只给几个朋友看过手稿，从未发表。
“你是谁？”
“我是九黎社会科学院的访问学者。”
“我们正在开展一个研究项目：冷战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多元实践与遗产。”
顾客递过名片。
“我们想邀请你参与，作为东德文化领域的亲历者和分析者。”
“项目为期三年，经费充足，可以在西贡，吉隆坡或新加坡进行研究。”
“成果可以全球出版。”
“为什么找我？我只是个被解雇的讲师。”
“因为你是少数真正理解东德文化矛盾复杂性的人。”
“西方学者要么全盘否定，要么浪漫化怀念。”
“我们需要理性的分析，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审判。”
顾客停顿，“而且我们知道，你当年为斯塔西提供的情报，主要是关于西德文化界对东德的误解和偏见，你实际上是在试图改善双方的认知，虽然用了错误的方式。”
彼得感到眼眶发热。
统一后，所有人都把他当成告密者，没人问过他为什么那么做。
“我需要做什么？”
“撰写回忆录和分析，参与学术研讨会，帮我们理解：一个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如何运作，在哪里失败，在哪里有值得保留的价值。”
顾客压低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