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西方国家政府“表达关切”。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议案。
“关键是要制造一种叙事，”沃尔福威茨在行动部署会上强调，“那就是：九黎的经济成功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
“他们的体系是脆弱的，一旦人民觉醒，就会土崩瓦解。”
“就像我们对苏联做的那样？”有人问。
“不，要比对苏联更精细。”韦伯斯特说，“九黎的统治比苏联更聪明。”
“他们用发展满足物质需求，用民族叙事提供精神认同。”
“我们要做的，是制造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对自我表达，个性自由，政治参与的需求。”
“当人们吃饱穿暖后，这些需求就会自然产生。”
……
1989年1月，新学期开始。
西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陈文涛，接到了来自“美国福特基金会”的邀请函。
“尊敬的陈先生：鉴于您在‘转型社会青年价值观变迁’研究中的出色表现，诚邀您参加为期六个月的‘国际青年学者交流计划’，全额资助包括……”
陈文涛心跳加速。
赴美留学，这是多少九黎学子的梦想。
虽然祖国发展迅速，但美国的学术光环依然耀眼。
他不知道的是，“福特基金会”的这个子项目，实际由中情局的“民主教育基金”注资。
项目筛选标准很明确：选择那些家庭背景普通，有一定学术潜力，对现状存在隐约不满的年轻人。
三个月后，这些年轻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民主理论与实践”研讨班上相遇。
课程设计精巧：
第一周：西方民主理论经典（洛克，孟德斯鸠，托克维尔）
第二周：公民社会与非暴力抗争（甘地，马丁·路德·金）
第三周：信息时代的社会运动（如何利用媒体和网络）
第四周：转型社会的案例分析（波兰团结工会，捷克天鹅绒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