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上是教育软件，但内容让米哈伊尔震撼。
软件里，他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个历史文明视角：以罗马视角看蛮族入侵，以蒙古视角看丝绸之路，以明朝视角看郑和下西洋。
每个文明都有其逻辑，其辉煌，其局限。
没有简单的“进步与反动”，只有不同环境下的选择与适应。
“看这里，”米哈伊尔指着乌克兰哥萨克的条目，“软件说，哥萨克体制是游牧传统，斯拉夫村社制度和边疆环境的独特融合。”
“而我们课本里，哥萨克只是沙皇专制统治的工具或反抗波兰地主的农民起义军，典型的非黑即白。”
同学低声说：“我叔叔在敖德萨港工作，他说九黎的货船上有好多书，都是我们这里看不到的。”
“有关于草原帝国的，有关于拜占庭艺术的，有关于乌克兰哥萨克的历史专著……”
“都是九黎学者写的。”
“他们为什么要研究我们的历史？”
“也许因为他们觉得，所有文明都值得研究。”
那一刻，米哈伊尔感到一种认知的颠覆。
在苏联的叙事里，历史是单线的。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
但在《文明编年史》里，历史是网状的，文明是多元的，没有哪个必然代表“未来”。
这种思想一旦萌芽，就再难根除。
……
大西洋彼岸，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
二十岁的大卫·米勒坐在学生宿舍地板上，墙上贴着切·格瓦拉的海报。
但这张海报旁边，新增了一张《巽他公主》的电影海报。
还有一张九黎乐队朱雀的巡演日程表。
他的灵猴掌机正在充电，旁边散落着几盘九黎电影录像带：《敦煌之梦》《雨林传说》《沙漠商旅》。
“这就是文化共产主义，”大卫对室友说，“不是苏联那种宣传口号，而是真正的多元文化共生。”
“你看九黎的电影，他们不试图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别人，而是帮每个文化把自己的故事讲好。”
室友从电脑前抬头：“但你得承认，这一切都建立在九黎的技术和资本之上。”
“他们提供摄像机，特效软件，发行渠道。”
“这难道不是新形式的文化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