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10月，纽约曼哈顿，麦迪逊大道“公共认知管理公司”顶层会议室。
长桌旁坐着十二个人。
他们不是政客，而是更强大的力量代表。
制药巨头，石油公司，连锁零售集团，航空公司的副总裁或特别顾问……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手上都沾着疫情期间的巨额利润，也都面临着疫情消退后利润滑坡的危机。
“过去十八个月，我们的利润率平均增长47%。”
说话的是辉瑞特别代表詹姆斯·沃顿。
“但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增长曲线正在平缓。”
“民众开始减少恐慌性购药，政府储备订单下降，甚至，有些人开始质疑我们药物的有效性。”
“质疑？”联合航空的顾问冷笑，“我的航班上座率只有疫情前的30%。”
“人们还在害怕旅行，害怕聚集，哪怕死亡率已经降到1.2%。”
“1.2%仍然比流感高十倍，”默克公司的代表皱眉，“而且后遗症问题越来越受关注。”
“肺纤维化，慢性疲劳，免疫系统损伤，这些长期影响正在拖累生产力，这些病症让我们员工的医疗保险费用在不断上涨。”
“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叙事。”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长桌尽头。
说话的是凯瑟琳·布莱尔，“公共认知管理公司”CEO。
她不是医学专家，不是企业家，而是专业的故事讲述者，或者更直白地说，舆论操纵者。
“目前的叙事是：致命病毒带来长期的灾难，会长期影响身体健康，还有政府系统管理的失败。”
凯瑟琳调出投影，“这导致民众持续恐惧，政府持续投入资源抗疫，企业持续承担防疫成本。”
“但这个叙事，符合经济复苏的需求。”
她切换幻灯片，标题变成了《大感冒》。
“我们需要将加州呼吸综合症，重新定义为：一种类似流感的季节性呼吸道疾病。”
“现在毒性已显著减弱，社会应学会与之共存。”
“这样，政府和企业都可以省去防疫成本。”
“但数据不支持，”疾控中心联络员小声说，“住院率仍然……”
“数据可以重新解读，”凯瑟琳打断。
“我们要强调绝大多数轻症，可以自行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