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北川到贵州安顺的时候是下午两点。
从机场出来又转了四个小时的山路。越往里走路越窄，到最后连车都开不进去了，只能步行。
带路的是当地民政局的一个年轻干事，姓小马，二十出头，一路上话不多，走得倒快。
“沈大哥，前面就是了。”小马指着山坡上一处石头房子。
沈北川抬头看过去。
石头砌的老屋，门框歪了，墙皮脱了大半，院子里杂草长得快有膝盖高了。一根晾衣绳上挂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风一吹晃来晃去的。
“周老汉平时就一个人住？”沈北川问。
小马点头：“村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的基本都是老人。周老汉没儿没女的……哦不对，他儿子就是那个……”
“烈士。”沈北川接过话。
“对。”小马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我去年才调来的，之前不知道这个情况。上个月接到你们电话我才翻的档案。”
沈北川没说什么，加快脚步往上走。
到了院门口他停住了。
门是虚掩着的。他推开门走进去，堂屋里光线昏暗，窗户纸破了几个洞但没人补。地面是泥巴地，扫得还算干净，角落里堆着一些柴火。
堂屋正中间，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老人坐在一张竹椅上。面前的小桌上放着一碗粥，已经完全凉透了，表面结了一层膜。
老人的眼睛浑浊发白，几乎看不见东西。他听到脚步声，身体微一僵，然后偏过头来。
“谁？”
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的。
沈北川鼻子一酸，但他忍住了。他走过去，在老人面前蹲下来。
“大爷，我姓沈，部队来的。”
老人的手动了动，摸索着往前伸。沈北川握住了那只手，干瘦得只剩骨头，关节肿大，手背上全是老年斑。
“部队的？”周老汉的声音突然抖起来，“哪个部队？”
“您儿子周志强原来的部队。”
“志强？”
老人一下子坐直了身子，手指猛地攥紧了沈北川的手腕。力气大得不像八十七岁的人。
“我儿子！你们知道我儿子？他在哪？他人呢？”
沈北川的喉结动了动。他用另一只手覆在老人手背上，轻轻按了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