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比让他的胸口发紧。
“跟踪的事不会再发生了。”教书先生说，“我会把你的原话转告给那个年轻人。让他学着点。”
“不用告诉他是我说的。”余则成说，“就说是你自己发现的。否则他会觉得丢脸。年轻人要面子。”
教书先生看了他一眼。这一眼里的内容很复杂，有意外，有打量，还有一丝余则成看不太清的东西。
也许是认可。
教书先生转身走向后门。他推开门的时候，停了一下。
“吕宗方同志也是从军统来的。”他没有回头，“他用了二十年证明了自己。”
停了停。
“你不需要二十年。但你至少需要让我看到，你愿意为了这些不认识你的人冒生命危险。”
后门关上了。天井里又只剩下余则成一个人。
水缸里的水面倒映着一小块灰白色的天空。有一只蚊子在水面上打转。
余则成站了很久。
他想起了吕宗方。想起了那个在贫民窟地窖里用最后的力气说出“延安”二字的人。他在军统潜伏了二十年。二十年里，他是余则成的上司，是恩师，是保护者。但他从来没有主动暴露过自己的身份。
他是用时间证明的。用一天一天的坚持，一次一次的沉默，一年一年的忍耐。
二十年。
余则成低下了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曾经在军统电讯处破译过无数密电。曾经扣下过杀人的扳机。曾经烧掉了所有跟军统有关的证件。
现在，这双手要为一群不认识的人去冒生命危险。
他握了握拳。手心里渗出了一层薄汗。
不是因为害怕。
是因为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信仰不是一个念头。信仰是一次行动。是一次又一次的行动。
吕宗方用了二十年。
他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年。但他知道一件事。
后天凌晨三点，他要用一次行动来回答教书先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