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红霞回到自己的房间，没有开灯，那件旧红毛衣还叠在枕头底下，她伸手摸了摸，没有拿出来。
坐在床边，她低头看见手腕上那枚金镯子在光里轻轻亮了一下，像是替她接着这个晚上最轻的那一角光。
她在想刘家湾那间房子，那扇被塑料布糊上的窗户，那些被风刮了一整个下午的枣树叶子。
韦红霞不知道那间房子还能撑多久，也许几年，也许更久。
但她知道那里已经不是她的归处了，她已经有了一间朝南的房间，一盆绿萝，一张等她回去吃饭的桌子。
第二天早上，她做好早饭时，孙老头已经坐在餐桌前了，面前放着一个信封，不大，牛皮纸的，放在他手边。
她端粥过去的时候，他把信封往她那边推了一下，推得很慢，像是怕她不肯收。
“红霞，把那扇窗户换了吧，找好一点的玻璃。”
她没有接那个信封，先把粥碗放在他面前，又把自己那碗端过来坐下以后才开口：“我自己有钱。”
孙老头端起粥碗喝了一口，没有接话，像是知道她不会轻易收，也没有打算催。
那封信封一直放在餐桌一角，直到她起身收碗的时候，她伸手拿起来，放进口袋里。
那天上午韦红霞给刘家湾附近的玻璃店打了一个电话，约了师傅去量尺寸换玻璃。
电话里说了价格，她记住了，没有多还价。
挂了电话，她站在窗边，阳台上的绿萝又冒出了一片新叶子。她伸手碰了一下，叶子还是软的，边缘带着一点嫩绿，像是刚张开不久。
她站了一会儿，走回客厅，把那封信封从口袋里拿出来，没有打开，放进了自己房间的抽屉里。
抽屉里那枚金戒指，那本结婚证，那根旧红绳，安安静静地躺在一起，像是早就认识彼此很久了。
玻璃店师傅来换窗户的那天，韦红霞又回了一趟刘家湾。
她出门前换上了那件深蓝色的外套，头发没有特意扎起来，烫过的卷松松地垂在肩上，手腕上那枚金镯子在晨光里轻轻晃了一下。
孙老头站在门口送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说了一句“路上注意安全”。
出租车在村口停下来，韦红霞下车的时候，张翠花正站在又重新营业的小卖部门口扫地。扫帚划在地上，沙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