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儿的烧退了，韦红霞的钱也空了。她把存折翻出来看了一眼，几近空白。
她没有把那张存折放回枕头底下，而是压在灶台上的调料瓶下。
韦红霞不想每天睡觉前都摸到它，也不想让它和那件旧红毛衣放在一起。
毛衣是软的，存折是硬的，放在一起会硌着。
韦红霞回到养老院继续上班。她的手上又起了新茧，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污渍。
她没有再去挣那些老人的钱，也没有再去想那些捷径。
知道那条路走不通，不是怕脏，是怕走上去以后再也下不来。
她宁愿慢一点，一分一分地挣，哪怕口袋里是空的，心里是满的。
夜班的时候，走廊里还是很安静。钱老头不再来了，不知道是打消了念头，还是在找别的机会。
韦红霞不去想他，她坐在值班室的椅子上，腿上盖着那件旧红毛衣，继续给枣儿织那件浅蓝色的毛衣。
已经织到袖子了，针脚比从前整齐了许多。
她低着头，一针一针地织，窗外偶尔传来风穿过树梢的声音，她不抬头也知道，那是那棵老槐树在说话。
月底发工资那天，韦红霞把钱分成三份。
一份转给小杰，一份留作生活费，剩下的一份用橡皮筋扎好，塞进那个已经被掏空的信封里。
信封里薄薄的几张钞票，离还清孙桂兰的钱还很远。她把信封放回床头柜抽屉里，关好。
那天傍晚，韦红霞下班回来，推开院门，那棵枣树的叶子已经绿了，密密匝匝的，遮出一大片阴凉。
第二天早上，韦红霞接到了孙桂兰的电话。
孙桂兰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
“红霞姐，你近来过得怎么样？都好吧？”
韦红霞握着手机，站在灶房门口，阳光照在她身上。
“桂兰，我挺好的，你是不是要用钱？”
孙桂兰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说:“我家孩子上大学，问我要一万块钱凑学费。他爸手头紧，一下子拿不出来那么多钱……”
韦红霞想也没想，问孙桂兰钱:“什么时候要？”
“就这几天。”孙桂兰的声音带着歉疚，当初韦红霞问她借钱，她的意思是不用韦红霞还。现在又来问韦红霞要钱。
“行，我知道了。”韦红霞的声音很平静，像是一潭不起波澜的水，“我这两天就转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