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谭姐的声音忽然大了起来，在空荡荡的更衣室里撞出回音，“你把我当什么？外人？”
韦红霞看着她，眼眶红了。
她走过去蹲在谭姐面前，两只手放在谭姐的膝盖上。谭姐的膝盖很凉，隔着裤子都能感觉到那股凉意。
“谭姐，你不是外人。你对我好，我知道。可就是因为你好，我才不能要你的钱。你的钱是你一辈子的积蓄，你攒着，以后用得着。我的房子我自己盖，缺的钱我自己挣。你帮我多排几个客人就行了。”
谭姐看着她，日光灯从头顶照下来，照在韦红霞脸上，那道疤在粉底下若隐若现，像一条刚刚愈合的伤口。
“你骨头怎么这么硬？”谭姐伸手在韦红霞额头上点了一下，力气不大，声音也小了。
她叹了口气，弯下腰帮韦红霞把散落在额前的碎发拢到耳后，动作很轻，像在摸一个小孩子。
“行，你不要我的钱，我不勉强。但客人我给你排，你别嫌累。”
那天以后，韦红霞的排班表更满了。
谭姐把那些点单率高的客人，出手大方的、事儿少的、愿意给小费的都排给了韦红霞。
一个姓陈的老板，四十几岁，做建材生意的，腰肌劳损，每周来两次，每次都点名要韦红霞，按完了给一百小费，从不含糊。
一个姓周的女客人，三十出头，在银行上班，颈椎不好，第一次来的时候脸色很差，按了一次就好了很多，从此成了韦红霞的铁粉，还带了好几个同事来。
韦红霞每天按到手指发僵，大拇指的关节肿了起来，一弯就疼。
谭姐给她买了一盒膏药，让她每天晚上贴，说“手是咱们的饭碗，不能砸了”。
韦红霞贴了一个星期，肿消了一些，但按的时候还是疼。她忍着没说，能忍的不叫疼，叫日子。
月底发工资那天，韦红霞在更衣室里数钱。底薪加提成加小费，一共六千三百块，比上个月多了两千多。
她把那些钱一张一张地捋平，叠好，用橡皮筋扎起来，塞进棉袄内兜。棉袄内兜被她缝了一个拉链，拉链头磨得发白，但拉得紧，钱不会掉。
韦红霞拍拍那个鼓鼓囊囊的口袋，对谭姐说：“存够了我先去买砖。屋顶的瓦还没买，门窗的钱还没着落。一样一样来，不急。”
谭姐靠在柜门上，手里夹着一根点着的烟，烟雾在日光灯下散开，蓝莹莹的。
她的目光穿过那层薄薄的烟，落在韦红霞脸上，很软很软，像棉花。
“红霞，你那房子盖好了，给我留一间。我去跟你住。”
韦红霞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行。给你留一间。”
那天晚上，韦红霞骑着电瓶车回家的时候，路过县城东边的建材市场。卷帘门都关了，只有一家还开着，门口堆着几摞红砖。
路灯的光照在那些红砖上，红砖被照得发亮，像一堆砌好的希望。
她盯着那些砖看了几秒钟，拧了拧油门，电瓶车继续往前走。
建材市场的灯光在韦红霞的后视镜里越来越远，先是亮成了一团模糊的光晕，然后缩成一个橘红色的小点，最后连那个小点也被黑暗吞没了。
从县城到刘家湾，这条路她一天要走两趟，五十多里地，白天一趟，晚上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