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出来的信息很多。
张家村有个七十岁的老太太，姓王，高血压十几年了，脚肿得穿不上鞋。儿子在城里打工，一年回不来一次。
还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姓张，糖尿病，眼睛快瞎了，舍不得去县医院看，就在村卫生所拿点药糊弄着。
韦红霞把这些信息一条一条地记在本子上，字还是歪歪扭扭的，但比昨天工整了一些。
她没有直接去找那些病人。
周五金说了，不能急，一急就显得像骗子。要先混个脸熟，让她们觉得你是自己人，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挣钱的。
韦红霞记住了，她每天去一个村子，在小卖部坐一会儿，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站一会儿，跟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聊几句。
她不提医院的事，只说自己是附近村子的，出来走走，活动活动筋骨。
那些老头老太太也不防她，热络地跟她拉家常，说谁家的孙子考上了大学，谁家的闺女嫁到了城里，谁家的老东西昨天夜里又喘了一宿。
韦红霞听着，有时候点点头，有时候叹口气，有时候笑一笑。
她觉得自己像一个演员，在演一个正常人，一个好人，一个不属于那些肮脏夜晚的卖身女人。
牌桌上的日子，她渐渐去得少了，不是不想打，是没时间。
以前她一天有三场，上午、下午、晚上，把时间填得满满当当，不给自己留空当去想那些不该想的事。
现在她要跑村子，要记笔记，要背那些疾病的症状和常用药的名字，时间突然变得不够用了。
有时候忙到天黑才回家，累得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连给刘平奎上香都忘了。
第二天早上想起来，赶紧补上，在遗像前多站一会儿，多说几句对不起的话。
王老三打过几次电话问她怎么不来打牌了。她说忙，王老三问忙什么，她说不出来。
她不知道该怎么说。
说她在帮人看病？谁信？一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女人，帮人看病？说她在做医托？
她连“医托”这个词都是周五金教的，说出去别人也不懂。
“忙家里的事。”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