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不能具体回忆一下，那些会面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下发生的？”
贺芸说道：“高明远不会提前告诉我谁会来。他只让我在会议开始前到场，坐在靠窗一侧的沙发上等他叫我。
王政来了之后不会直接跟我说话，但他们会谈一些项目上的事。
有一次他们谈到伊河新村的后续规划，高明远说那块地的用途可以调整，王政没有反对，只说了一句话：‘你们把该走的手续走完就行。’”
何勇问她：“你说的是哪一次？”
贺芸说：“2005年秋天，具体月份我不记得了，但那次之后没多久，伊河新村的规划方案就公示了。”
何勇又问：“高明远和王政之间有没有通过中间人传话？”
贺芸说：“有。高明远手下有一个专门替他安排会面的人，名字叫……郑毅红。”
她说出这个名字之后停了一下。何勇没有接话，在笔记本上记录之后抬眼看了她一下：“你提到的长藤资本顶楼办公室，有没有留过任何书面材料？”
贺芸说：“没有。高明远从不留纸质记录，但我见过一份手写的日程表，贴在办公室玻璃柜门内侧的密封条上，上面列着近两周的会面安排，人名的位置没有写全名，只有职务。
何勇放下笔，说道：“你说高明远没有留下书面记录，但你见过那份日程表。你还记得日程表上其他职务吗？”
贺芸沉默了一会儿：“我记得有一个写的是‘发改’，还有一个写的是‘财政’。”
何勇没有追问具体的名字，把这两个职务记在心里。
当天上午十点半，他从那间房间里出来，走到走廊尽头的办公室，拿起座机拨了一个号码：“郑毅红昨天晚上有没有联系过你？”
接线员说没有。
何勇放下电话，坐在办公桌前，郑毅红在长藤资本已经待了十三年。
他是唯一一个能接触到高明远所有安排的人，从会面、转账、项目审批，到那些没有留下任何纸质记录的口头指令，全部经过他的手。
当天下午，郑毅红的电话打到督导组值班室。
他在电话里说道：“我手里有高明远办公室电脑的硬盘备份，还有一个文件包，里面是他过去几年的行程记录。我可以送过来，但我有要求。”
何勇握着话筒：“你说。”郑毅红说：“我需要一份书面证明，证明我主动配合调查，并且材料是主动提交的，不是被搜出来的，这份证明以后可以作为我自首的依据。”
何勇沉默了三秒：“可以。材料送到之后，我会安排人给你出具书面证明。”
郑毅红说：“那我明天过来，还在侧门，还是上次那个时间。”
第二天，郑毅红到了督导组驻地侧门，背着一个黑色背包。
值班人员核对了预约信息后放他进入走廊，何勇在二楼的会议室等他。
郑毅红进门后先放下背包，拉开拉链，取出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两个移动硬盘，接着掏出一个透明文件袋，里面装着几份折叠的纸质材料。
他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放在桌面上，按照顺序排列好。
何勇没有当场查看电脑内容，先把笔记本和硬盘收进文件柜里，文件袋里的纸质材料单独取出看过之后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