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被找的是综合处的几个老同事，问的都是同一件事，当年光明峰项目的备案材料是怎么从京州转到吕州来的，经手的人有哪些，中间有没有人打过招呼。
问话的人不问结论，只问细节。
又过了几天，祁同伟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说道：“邓志高说明情况之后，秦卫东那边也重新做了笔录。
他被问了两轮，第一轮没说什么，第二轮的时候多说了几句，提到了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电话内容。”
孙连城问了一句：“提到梁群峰了吗？”
祁同伟说道：“没有，他承认电话是他打的，也承认他当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他说打电话的指令来自一个他已经记不清的人。
他用了记不清三个字，在法律上就是没有直接证据指向梁群峰本人。”
孙连城没有接话。
秦卫东在综合处待了五年，如果他想把梁群峰拖进来，他早就说了。
他没有说，说明他选择了另一条路。
挂了电话之后，他把祁同伟的话在心里过了一遍，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
他想，如果秦卫东不承认是梁群峰让他打的电话，那梁群峰的名字就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份正式笔录里。
邓志高保存的那张纸上虽然写了梁字，但那是一份没有归档的私人记录，在法律上不构成证据。
最终落在纸面上的，会是一串具体的操作人员，姓刘的、姓钱的、白志诚、秦卫东、邓志高，以及一条资金转移的链条。
梁群峰的名字虽然会出现在那些人的证词里面，但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份正式的调查结论里。
当天晚上孙连城和高育良通了一个电话，高育良在电话那头说道。
邓志高那边已经说清楚了，秦卫东那边也录了证，姓钱的姓刘的证词对得上，省纪委那边正在整理材料准备报省委。
“你知道这件事最后会收口收到哪里吗？”高育良在电话里问。
孙连城说不知道。
高育良说：“收口会收到田国富那边，光明峰项目当年在吕州的备案流程，涉及省纪委当时正在试用的一套文件流转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