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者说，二人都喜欢出名，只是王怀忠追求的是政绩，王效金要的是名气。
1999年2月，刚到任不久的亳州市委书记王首萌，去拜访王效金，并在全市召开了一个向古井学习的大会。
会上王效金做了个长达4小时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会上，王效金说：我毫不隐讳地说我就是要做名人，把自己塑造成这个企业的灵魂。因为，名气越大你越好领导这个企业，人家越服你啊。
王怀忠和王效金二人还都崇拜同样出生在亳州的曹*，并且和曹*一样，喜欢玩弄权谋。
在阜阳，市委书记王怀忠和市长萧作新之间的权斗尽人皆知，最终，权斗又将二人掀翻在地。
在亳州，王效金虽然不是官员，但由于古井地位特殊，他常年戴着红顶商人的帽子，最重要的，他有着官员的斗争谋略。
有一年，亳州市想往古井派一个副厂长，王效金虽然郁闷，但又不好直接反对。后来，他想了个办法：先演了一出辞职——找到当时的市领导，说古井不是我王效金的，你们要想让我王效金走，我不立马走，就不是条汉子。但不让我走，又要派个人任第一副厂长，我绝对接受不了！
紧接着，王效金又向下面职工放风，说市里要给古井掺砂子，派一个第一副厂长来，这对古井是不利的。结果，第二天古井厂舆论大哗。最终，派副厂长之事让王效金给顶了回去。
和王怀忠对仕途充满野心相比，王效金也对政治充满了欲望。
一位和他同事过十年的老同志告诉本刊，早年，安徽省曾经想让王效金出任轻工业厅的副厅长，他觉得太小，拒绝了。
后来，王效金出任过亳州市委常委、政协副主席这些副厅级职务，但一位和他共事过二十年的老同事说，“厅级干部他也不会满足”，“省级干部他才会看得上”。
亳州一个小地方，出了两位强人，而且又相互熟悉，知情人说，王效金和王怀忠这“亳州二王”互相有些看不起。
当年，王怀忠任亳县（亳州原称亳县，后改为县级的亳州，2000年成为地级市）领导的时候，王效金只是普通的科员。王怀忠和古井酒厂第一任厂长聂广荣不睦，想换掉聂，遭到拒绝。在双方互有妥协的情况下，王效金得以被聂广荣看中，调入古井酒厂任副厂长，两年后，出任厂长，刚50多岁的聂广荣退居二线。
2000年左右，专门写古井成功经验的某作家，在王效金授意下，去找王怀忠，让其来谈王效金的成功故事，被王怀忠拒绝。几年后，王怀忠落马，王效金又大谈早年他就和王怀忠不是一路人。
1987年，王效金出任古井酒厂的厂长，这一年，他38岁，年富力强。
一年后，因为国家实行白酒计税基础价调价的政策，各种名酒涨价，“古井贡酒”从14.5元一下子调到了48元一瓶，“古井贡酒”成为消费者“囤积保值”的热门货。那一阵子，古井酒卖得很好，光是厂长批的条子就能卖钱。
但问题随之而来，国家整顿治理、反贪污、反腐败，白酒呈现出“三不喝”现象：第一，老外不喝；第二，共产党不让用公费喝；第三，老百姓也不喝，喝不起。
第二年，市场大变，各种有名白酒出现滞销现象。
《调查古井贡》（主要是谈王效金的成功经验）一书提到，在酿酒车间的澡堂里，王效金想出了“降度降价”的策略。
王效金的设想是，根据“计税基础价”（当时，酒价是根据酒的度数决定的，度数越高，价位越高。度数越低，价位越低），一方面可以合情合理地把酒价降下来；另一方面又能避免古井厂与客户的矛盾。
这个现实策略，为当时的古井酒厂打开了销路，两个月时间，古井的利税达到1000万！公司由此走上快车道——1995年古井以29.72%的增长速度实现利税5.95亿元，在全国白酒业中从上年的第三位一跃坐上了第二把交椅。
1996年，古井将核心业务推向证券市场，成为国内白酒第一股。在许多古井集团的创业员工和老领导看来，经历过那段辉煌之后，古井集团开始走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