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年男人正躺在木板床上接受按摩，见我拿着相机，就热情地招呼我坐下，问我：你是记者吧？我笑笑。他说现在来这里的记者少了，我给你介绍一个采访对象，说着就喊了一个什么人的名字，不一会儿，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来了。不难看出，这个女人刚刚哭过，她的眼圈不仅红，还肿，还暗黑深陷。
红眼女人说，她的儿子是沙洲镇小学三年级的学生，5月12日那天，儿子在家里吃完午饭，和几个同学一块去上学。2点28分，他们正走到学校附近粮站围墙外的路上，这个早已倾斜欲坠的围墙，在这一刻，将孩子悉数压倒。一共七个，没有一个生还。
这个不愿意透露自己和儿子姓名的红眼女人说，当他们赶到现场挖出孩子时，还有几名孩子的家长未到，而学校就在十几米远的地方，有人去呼叫教师，但始终没来。她至今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近在咫尺的教师无动于衷？为什么学校附近的危墙众所周知相关单位和部门却视而不见？如今地震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了，依然没有学校领导和教师包括儿子的班主任来家探望一次——这让人太伤心了！红眼女人再一次掩面而泣。
对于如此多的为什么，我无力回答。同情，亦变得多余和可耻。去沙洲，要经过木鱼，连木鱼都进不去的人还能指望什么呢？那段倒塌的围墙早已被清理，围墙下面的血迹也已风干了吧。
天渐暗，帐篷里的白炽灯睁开眼。我终于感到浑身无力，肚子空荡。是的，除了中午一盒馄饨外，今天再没吃下一点东西。
这时我接到了吴迪打来的电话，听我说出自己的位置后，他说他就在附近，让我不要乱跑，他一会儿过来接我。
我赶紧给阿坚联系，不一会儿，阿坚、狗子、丁丁也赶过来了。很快，就有一辆部队越野吉普车开了过来。我一眼就看到了吴迪，虽然有些憔悴，但仍不失英武。
当我上前和他握手时，才发现吴迪的手上满是血泡。
我就说：“你一个堂堂的中校，也亲自搬东西，弄得一手血泡？”
吴迪笑笑说：“天放啊，你看看那边那个大胡子。”
我看到了一个穿着迷彩服的大胡子，正在指挥着一些战士在从卡车上往下抬东西。大胡子看到有人的行动慢，就大步上前扛起了一个大包。我看了看大胡子的肩章，两杠四星，是大校。
吴迪说：“看见没有，大胡子可是一位师长，还不是一样动手干？”
我问道：“你们是一个部队的？”
吴迪说：“不是，他是陆军，我是武警。”
狗子就说：“我们已经走了不少地方，灾区的人，只要是看到了解放军，心里就感到踏实。你们还是天下最可爱的人啊！”
吴迪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军民一家亲，灾情出现，我们这些当兵的，理应冲在最前面。”
吴迪是特意抽出来这么一点时间，请我们吃了一顿饭。这是我们在青川吃的最好的一顿饭了：烧茄子、炒腊肉、炝甘蓝、炖豆腐，还有冰凉的啤酒、热乎的米饭。同我一样，今天狗子和丁丁也是除了一盒馄饨未吃其他，他们原本想在青溪住下，他们说那个小镇灾情不重，还很古老。一个医生见他俩辛苦采访，就热情地邀住家里，而自己住帐篷。不忍心，他俩就赶末班车回来了。
吃罢饭，吴迪说：“今晚就住在我们军营里面吧！”
我说：“你们那里是帐篷，我们住的也是帐篷，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了，吴迪，青川县城我们还没有进去，你能不能拉着我们进去看一圈？”
吴迪说：“好吧，不过，我们得快去快回。”
我们几个就剩着吴迪的越野车，在四处都是断垣残壁的县城里转了一圈。县城除了有一些零星的灯光外，一片漆黑。如果说贾平凹写的《废都》指的是内在的话，那眼前的青川就是一个外在的活生生的废都。
吴迪还要带班值勤，我们就在青川县城外面分了手。
饭后，阿坚去理发帐剃了光头。狗子说每逢大事情阿坚总要有所变化，比如非典之后，戒了十几年的烟又抽了起来。而9??11也不知动了他的哪根神经，开始狂喝啤酒。其实这次在灾区，狗子也换了发型，不过不是光头而是平头，且留了两个字：青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