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海心里清楚，他现在即便真的疯了，他的仕途之路也已经到此终结。唯一的好处是，他可以躲避法律的严惩。像他这样一个精神病患者，没有民事和刑事能力，法院是不可能再判他的刑了。在医院里治疗一段时间，方大姐她们就可以为他申请在家疗养。他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没了职务，却成了疯子。人前，他必须是疯子。人后，他才可以做回他自己。这是多么悲剧的人生啊！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难道，还是那个该死的王国庆？
此前，专案组的高明，也曾同他交流。告诉他这起案子的起因是画家小米家被盗，从而引出了他和小米的特殊关系。小米被盗，能这么巧？可是，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时下，因窃贼偷窃牵出贪官的事情时有所闻，没有想到，这一次又牵出了他李大海。
既然已经没有官职了，疯与不疯也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了。李大海思来想去，决定装疯。假若他不疯，如果纪检会再深究下去，很可能还会从他这里引出山阴市更多的干部。也许，很多人都在期盼着他李大海疯掉或死掉呢！那就遂了他们的愿吧，我，李大海，再也不会牵连到你们了。这个世上，从此就少了一个叫李大海的官员。
专案组发现，这两年李大海的表现很好。整天爬在桌子上写材料，小苏就说：“李主席，说清了，对你有好处。”
写着写着，小苏就发现这个李大海的思想不太正常了。下面就是李大海所写材料的部分内容，标题是《我有罪》。
我叫李大海，李闯王的李，大小多少的大，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海。我是一个罪人，是被历史唾弃、应丢进狗屎堆里的罪人。
我贪污已经达到13个亿。我贪的不多，中国平均每个人才给我贡献了1块钱。如果人均两块，我就能弄到26个亿了。这些钱我花的很少，主要是送了礼。送礼的对象有男也有女，但都是正部级以上的。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有……（这些名字，小苏不敢念，都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拿了我的钱，当然得给我办事，他们答应我，现在先干个副省级，现过两年，就给我解决正部级、副国级、正国级。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推荐我当联合国的秘书长。
作为一个大领导，我的生活作风有问题。一天不吃肉、不喝酒，我的嘴里就没有味。另外，自行车我早就不会骑了。没有小车，我一步路也不想走。还有，我的情人太多了，估计不下500人。很多情人，我已记不得长啥模样了。不过，还是有几个让我忘不了。她们是……（小苏又不敢念了，这几个人，可都是当今影视歌坛上的大姐大和小姐大啊）。这些情人，有的我和她们其实也没有睡过觉。但她们都说和我睡过了，她们也想从我这里往脸上贴金。有个歌星为了上春晚，就到北京硬说是我的情人，他妈的还真的上了春晚，还成名了，成精了。这些人，其实都是婊子，是破鞋，可不能被她们外表的淑女模样所迷惑。特别是咱们当领导的，可不要上了她们的当。
另外，我和世界恐怖主义的领袖拉登先生的关系也不错。攻击美国的9.11事件，就是我从中提供的情报。如果你们不信，可以到省中心医院心理科的封闭病房去求证。我曾在那里成立过一个世界精神病人帝国，我是元首。作为元首，我当时曾给拉登先生颁布过一个我们帝国的荣誉公民的称号。美国，厉害吧，可他们就是找不到拉登先生。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拉登先生就藏在我们家的储藏室里。放在我家储藏室里的三十几箱茅台，这家伙给我喝得差不多了。我说，你喝吧，喝好了，还和美国去干。再说了，我家里的好酒，你拉登能喝得完？别说是我家了，哪一个副省级干部家里的好酒，你都喝不完。另外，我还多次为汪精卫先生提供过情报，所以军统多次暗杀汪先生的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你们还不知道吧，历史上还有一个冤案，说袁世凯出卖了谭嗣同，导致了百日维新的失败。其实，是我把情报告诉给老佛爷的。理由很简单，慈禧太后是我表姐。对了，我可是正宗的皇亲国戚。我是正白旗，如果大清还在，我可能已经是皇帝了。不是皇帝也是九千岁，不是九千岁也是八贤王。不说了，不说了，历史的车轮是谁也挡不住的。包括我李大海。
听说你们对我的历史很感兴趣，我就给你们说说吧。如果你们把这些写进小说也可以，我不追究你们侵权。
1984年6月，进行机构改革的时候，我从一个普通教师被组织上选拔担任凤凰山镇副镇长，从此走上领导岗位。在组织的精心教育和大力培养下，我努力工作，岗位不断变化，职位不断提升，先后担任过青龙县县长、书记，山阴市副市长、市长，山阴市市委书记，K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我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组织关怀、培养的结果。我本应更加努力地为党、为人民工作，报答组织的培养恩情，却犯下了严重的违纪违法错误和罪行。
我是属兔子的，1950年6月，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双目失明，以算命为生，母亲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78年，母亲得了气管炎，之后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坚持正常的生产劳动。我有两个双目失明的弟弟，当时父亲的生意不好，家里比较困难。
记得1971年我奶奶去世时，家里还欠下300多元债，父母天天为此犯愁，担心何年何月才能够还清债务。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深切体会到做农民的辛苦，起早摸黑，日晒雨淋，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有几角钱。
1975年下半年，我到凤凰镇中心学校担任民办教师，吃住都在自己家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经济上的困境。1979年我考上大专，全家人都很开心。伴随着改革开放，农村经济的发展，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好，收入大大增加，条件极大改善，家里也建了新房，我深刻感受到经济基础的重要。
自从我走上工作岗位后，有了一份固定工作，拿国家工资，医药费可以报销，自己感到很欣慰，很自豪，所以工作也很安心，也很努力，对安逸的生活很满意。但由于我从小家里的经济条件就差，生活比较苦，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没人帮忙，所以我时常担忧，不知今后家里还会不会再次出现困境。再加上两个弟弟均双目失明，特别是侄女出生后也是双目失明，我的担忧与日俱增，经常考虑经济上如何有保障，如何解决后辈的生存问题，不让后辈再次受苦。所以，我在如何打好经济基础的问题上考虑得比较多，有着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
在组织的不断培养下，我的工作岗位越来越重要，级别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我本想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更好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贡献，报答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人民的信任和期望。但随着我到外地出差、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对外面精彩的世界没有正确的认识态度，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改变了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