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郴州腐败窝案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吴天然发现有一个知名学者王明高已经致力于反腐研究10余年，在郴州窝案主角入狱期间，曾多次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一道前往访谈调研，并正在写一本叫作《巨贪曾锦春》的书。
得知王明高这几天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吴天然就专门把他请了过来，两个人进行了一次长谈。
王明高介绍说，2006年前后，湖南郴州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贪腐窝案，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长周政坤、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原组织部长刘清江、原宣传部长樊甲生、原副市长雷渊利相继被查。除雷渊利外，其余5人均位列中共郴州市委11人常委领导班子中。
郴州腐败窝案也以涉案面之广、涉案人员层级之高、涉案手段之恶劣，引发了民众对腐败痼疾的深度关注。
王明高说，这6个人中，除樊甲生意志消沉外，其余5人都在访谈中对自己进行了深入反省，对于目前权力监督和反腐败中存在的制度漏洞，也作了切中肯綮的剖析。
王明高说，这些人在位的时候也许暗藏机心，勾心斗角，但与他们分别访谈时却发现，对于体制机制中的问题，他们有着认识上的高度一致。这些落马者相互之间的评价，也为了解他们的更多侧面提供了新视角。
从访谈中可见，好几名落马者都表示要以自身经历为模板写反腐小说。曾锦春甚至已经完成了一部35万字的小说，题目叫《贿孽》，内容主要是写他的受贿情况和与*的生活。
王明高说：“吴司长，这些材料所反映的内容都是我与他们的对话实录。不难看出，他们在若干问题上都有类似的感触和体悟。”
民主集中制成了一种形式。
李大伦：以前我在郴州，很多事情都是我说了算，我就是老大，我说了谁敢不听？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干涉经济方面的事情，我说现在全党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我是地方的党委一把手，我当然应该管，他们哑口无言。
我在任时，郴州的这个项目搞不搞，搞在什么地方，行不行，市长都要请示书记。在郴州我李大伦书记说的话，到了一些部门畅通无阻。
作为制度和体制来讲，郴州的班子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我作为班长，当然有责任。
曾锦春：他（李大伦）和我差不多，特别霸道。当时在郴州，人、财、物都是书记说了算。李大伦在位时，郴州市常委会开民主生活会是流于形式，李大伦让大家提意见，都是唱他的赞歌，有点意见的也只是提建议，轻描淡写，从没有人重点讲过存在的问题。
曾锦春：市委书记的权肯定比纪委书记大，制约市委书记肯定比制约纪委书记难，市委书记对纪委书记不满意可以换掉你。所以同级监督很难，需要上级加强监督。
李大伦：作为地方一把手，权力太集中，有的地方一元化、一人化领导很严重。
对此我有三点看法：一、要适当分散和制约党内一把手的权力，纪检监察干部、检察长、法院院长，这些人应不受地方党委书记的制约和牵制。二、扩大差额选举，特别是要逐步实现对党政一把手的差额选举。三、进一步完善对一把手的追责机制，真正做到对人民群众负责，人民群众的分量越重，就越能向老百姓负责。
周政坤：对一把手的制约、监督、教育十分重要……在官场，跟领导想法不一致，你就很难提拔。
刘清江：关键问题就是一把手的权力特别是党委书记的权力过大。有的地方一把手权力过大，民主集中制成了一个形式，我当过一把手县委书记，亲身体会到这一点……一把手不表态，你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动。就我的任职经历来看，有的地方不按照制度规矩办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有时甚至靠一把手一句话来处理事情。
市委常委会上肯定是市委书记最后发言，形成这么一种潜规则了，一把手表态说了算。对一把手缺乏实质监督，是产生贪污腐化的重要原因……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民主集中制成了一种形式，都是一把手说了算。
谁来监督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当然，县委书记受市里监督，领导干部接受上级监督，其他同级都不会监督你，社会也没有这种风气，不敢，不讲也不会去讲，讲了还得罪人。你提县委书记的意见，你还敢反对我，马上一个建议，到人大政协任职。
李大伦：现有制度下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权力的分解，要加强人大的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
你纪委书记、检察院检察长的乌纱帽是我给的，你敢监督我？搞舆论监督，你市委宣传部长、市广电局局长，乌纱帽也是我给的，更不敢监督我，哪个敢不听话？对外地的记者，可以通过主管部门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