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先生指的是突厥？”李琚将茶杯搁下，语气忽然沉了半分，“先生在上郡住了这些年，应当比我更清楚。每年入冬前，突厥游骑便会南下劫掠，烧村抢粮掳人。”
“房先生每天在衙门里经手那些户籍簿册，应该比我更清楚，每年有多少逃户是因为突厥劫掠而背井离乡的。”
房玄龄端着茶杯的手指微微收紧。
眼前这个年轻人，不仅能写出那封手札，还能准确地说出他是做什么的——甚至能猜到他在衙门里看到过什么。
这意味着他事先做过功课，不是随手寄了一封信，而是专程为他来的。
李琚微微前倾：“先生每日在衙门里记账，记的是什么？是流民的数目一年比一年多，是地里的赋税一年比一年少，是突厥抢过的村庄一年比一年密。这些账本上的数字，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人。先生记了这么多年，心里就没有想过——有一天把这些账本摔在某个人的案头，告诉他，这些账，该有人来还了？”
房玄龄沉默了。
他不是没有想过，他每天都在想。
可他一个小吏，摔给谁听？卫文升？杨广？还是那些忙着抢地盘的诸侯？
他这辈子最大的痛苦不是看不到问题，而是看到了问题却找不到解决的人。
而眼前这个年轻人，正告诉他——我就是那个人。
次日，房玄龄返回上郡。
他没有大张旗鼓地告别，只是跟左邻右舍说了一句“想出趟远门，寻访几位昔日同窗”。
家中的物件大多送了人，只留下几件换洗衣裳和几卷旧书，雇了一辆驴车，慢悠悠地出了城。
街口的卖饼老妪问他去哪儿，他说去南边看看。
城门口守卒问他何时回来，他说归期不定。
每个人得到的答案都差不多，拼在一起却拼不出一个明确的方向。
驴车驶出城门后，他在城外官道旁停了一盏茶的工夫，确认没有人尾随，便拨转驴头，没有走南下的大路，而是折向了东边一条偏僻山道。
那条山道少有人走，碎石嶙峋，两旁是密不透风的松林，偶有几只山鸟被驴蹄声惊起，扑棱棱地飞向灰蒙蒙的天。
他刻意将行踪洒得到处都是，在沿途的驿站时而用化名借宿，时而在道观讨一碗水喝时随口说要去江南，时而又跟樵夫打听去蜀中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