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心兰结婚了。丈夫是她的大学同学，也是安市本地人。毕业分配的时候，赵心兰毫不犹豫地选择去安市当一名老师。
这个选择在同学们看来有些不解，以她的成绩，留在大城市不是难事。但赵心兰明白，她想去感受一下妈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那里有妈妈年轻时候留下的足迹，她想走一走妈妈走过的路，看一看妈妈看过的山和水。
她妈妈当年下放的地方，就在安市下面的一个小村子里。村子不大，四面环山，景色倒是极美，春天满山的野杜鹃开得如火如荼，夏天溪水潺潺清澈见底，秋天山坳里的柿子树上挂满了红灯笼似的果子。可美丽的风景掩盖不了贫瘠的现实。这里的土地薄，庄稼长得稀稀拉拉，村民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土坯房低矮阴暗，屋里除了一张床和一口锅，再也找不出什么像样的家当。
丈夫恰好就是隔壁村的，两人回老家的时候，赵心兰常常站在村口的高坡上，望着对面那个更小的村子发呆。毕竟那是妈妈住过的地方。
她妈妈当年在她小的时候，因为成分问题被打成“臭老九”，在这里连一间像样的屋子都不配住，被赶到村尾的牛棚里落脚。赵心兰去过那里，牛棚早就拆了，现在上面盖了一间柴房，但她还是能想象出当年的样子：四面漏风的泥墙，铺着稻草的地铺，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蚊虫成群结队。
这个村里人整体上不算坏，可这个年代的人太穷了，穷有时候也意味着会斤斤计较。再加上信息闭塞，山高路远，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村里人不知道，也不关心。一个年轻女人，顶着“臭老九”的帽子独自住在牛棚里，周围的目光会有多复杂，背后的指指点点会有多少，赵心兰不敢细想。每次想到妈妈一个人蜷缩在牛棚的稻草堆里，听着风声从墙缝里灌进来，她就心疼得厉害。
她扭头看向身旁的父亲。赵长生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只是沉默地看着远处那片山。他的头发早就全白了，此刻站在那里，整个人像是被压弯的老树。
“爸爸，”赵心兰轻声说，“我们把妈妈带回去安葬吧。带回沪市好不好，让她和外公外婆在一起好不好。”当年压在妈妈和外公外婆身上的冤屈尽数平反，而她的舅舅早年已经登报断绝了和外公外婆的关系，带着一家人远赴国外定居。所以上海那套旧宅曾被收归集体所有，现在平反以后，上海的这套房子归还，落在赵心兰手中。
赵长生沉默了许久，才轻声答应了，“好。我们带你妈回家。”
接下来的日子如流水般滑过。好消息是赵心兰怀孕了，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远在沪市的赵长生寄来的包裹里永远有奶粉和麦乳精。女儿出生那天，赵长生特地赶到安市守在产房外面，听到那声响亮的啼哭时，这个沉默了一辈子的男人眼眶忽然红了。他接过那个软乎乎的小东西，小心翼翼地托在臂弯里，动作笨拙得像是捧着一件稀世珍宝。他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把孩子轻轻放回赵心兰怀里，转过头去擦了擦眼角。
原本一家三口的小日子过得平静而幸福。赵心兰在学校教书，丈夫在另一个单位上班，女儿一天天长大，眉眼越来越像外婆。赵长生每年都会从沪市过来住一阵子，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陪着她们母女两人。让赵心兰觉得自己很幸福。
可命运似乎从来不肯眷顾这个家太久。
女儿八岁那年夏天，赵心兰和丈夫带着孩子回安市老家探亲。原本是打算住几天就走的，谁知道天不遂人愿，刚到第二天，大雨就哗哗地下了起来。
大雨连着下了三天，等到了第三天，村里有经验的老人就开始摇头了，说这雨再这么下下去，河堤怕是要扛不住。
赵心兰的丈夫对这条河再熟悉不过。知道河堤一旦决口，下游的几个村子全都要遭殃。第四天早上，雨势稍小了一些，但河水已经涨到了堤坝的边沿，浑浊的黄水打着旋儿往下游冲，水面上漂着被冲断的树枝和不知从哪里卷来的杂物。村里的青壮年都被动员起来去加固河堤，赵心兰的丈夫二话没说，披上雨衣就跟着队伍走了。
赵心兰抱着女儿站在门口，看着丈夫的背影消失在雨幕里。雨点打在屋檐上，溅起一层白茫茫的水雾。女儿搂着她的脖子，奶声奶气地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赵心兰亲了亲女儿的额头，说：“爸爸很快就回来，回来给你带糖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