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省政法委会议室。
台下密密麻麻的坐满了人，各市政法系干部、省厅相关干部纷纷在奋笔疾书，会开了快四十分钟。
梁群峰坐在台上，金丝眼镜架在鼻梁上，手里翻着宣读的材料，语气不急不缓。
“公安工作压力大，这我知道。警力不足，经费紧张，命案要破，治安要抓，信访要稳——哪一桩拎出来，搁在各位案头，都是沉甸甸的。”
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扫了一圈。
“但越是这样，越说明咱们的重要性。老百姓半夜敢出门，靠的是谁？靠的是在座的各位把队伍带好，把工作抓实。”
底下有人点头，有人记笔记，有人端坐没动。
常规的会，常规的发言，节奏平稳得像钟摆。
梁群峰讲完队伍纪律，又讲了几个具体的工作部署，语速始终不快，语调始终不重。他把手里的材料翻到了最后一页。
“我再提一点。”
他摘下眼镜，拿在手里，身子往椅背上一靠。
“咱们关起门来说。”
会议室里的空气顿了一下。
笔停了，小本子纷纷合上，众人同时调整了坐姿。
“关起门来说”——这是要讲真话了，不是文件上的话，不是套话，需要他们听进心里，不是记录学习的。
梁群峰把眼镜搁在桌上。
“贩毒，诈骗，拐卖人口——这些案子，破起来难，抓起来险。同志们在一线，不容易。”他的声音沉下去。
“这里面最主要的是，抓捕工作一定要注意警员的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
坐在第一排靠边位置的韩宝田原本靠着椅背，听到这里微微直了直腰，但表情还稳着。
“尤其是——”
梁群峰顿了顿。
他的目光从桌上那副金丝眼镜上移开，越过前排的人，落在后面几排人的脸上。那目光不重，但每个人都感觉被它扫过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