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文？早不干了。”酒保接过烟，“上个月走的，说是家里有事。”
“可惜了，他调的酒不错。”我装作熟客。
酒保笑了：“你记错了吧？阿文是服务生，不会调酒。”
露馅了。我面不改色：“哦，那我记成另一个人了。长头发、挺高的那个。”
“你说的是阿成吧？”酒保果然纠正道，“他也是长头发，在仓库管酒水进货的。也不干了，和阿文差不多时间走的。”
两个化名，同时消失。这不是巧合。
回到招待所，我们把线索摊开：
1.尹成奶奶重病，需要大量医药费（动机缺口）；
2.尹成在娱乐场所兼职（接触发票的渠道），化名啊文；
3.有疑似放贷人员找过他（可能欠债）；
4.使用多个化名（有预谋的隐藏），并且他有朋友知道他的事；
5.八十万虚假账目，但收款公司已注销（钱去了哪里？）
丁丽丽用红笔在“医药费”和“放贷”之间画了条线：“如果尹成先借了高利贷支付奶奶的医药费，然后被逼挪用公款还债……”
“但为什么是八十万？为什么用这么复杂的手法？”我打断她，“虚开工程材料款，再用娱乐发票对冲——这需要财务总监配合。张白鸽的资料说，总监是在醉酒时被送礼签字的。但一个专业的财务人员，即使醉酒，会对八十万的异常账目毫无察觉吗？”
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只有暖气片的嘶嘶声。
“除非，”丁丽丽缓缓说，“总监本来就是同谋。尹成只是执行者，甚至可能是替罪羊。”
这个推测让一切变得合理——尹成不是主谋，而是棋子。他需要钱，有人提供了“解决方案”，代价是成为实际操作者，承担最大风险。
第二天清晨，我们回到菜市场。这次我直接找到修鞋的张老头。
“张师傅，跟您打听个事。”我蹲在他的修鞋摊前，递上一包好烟，“我弟弟欠了人钱，现在找不着了。听说上阳这边有人专门帮人‘消失’，您消息灵通，知不知道门路？”
张老头接过烟，眯着眼看了我很久：“你弟弟叫什么？”
“尹成或者尹小生。”
老头的眼皮跳了一下。他慢悠悠地点上烟，吐出一口灰白的烟雾：“棉纺厂那个孝顺孩子啊……他找过老吴。”
“老吴？”
“菜市场最里面，卖二手自行车的。”张老头压低声音，“老吴有门路，能弄到假身份证，还能安排人去外地打工。但收费不便宜。”
我们找到老吴的摊位时，他正在给一辆生锈的自行车补胎。这是个精瘦的中年人，眼神像秤杆一样精准地打量着我们。
“买自行车？”他头也不抬。
“买路。”我说。
老吴的手停住了。他抬起头，眼神变得锐利：“什么意思？”
“尹小生从你这里买了去哪里的路？”丁丽丽直接问。
气氛骤然紧张。老吴缓缓放下工具，手悄悄伸向摊位下面——那里可能藏着刀或铁棍。
“我们不是来惹事的。”我迅速说，“尹小生奶奶在医院，情况不好。我们受朋友之托，只想告诉他这件事。”
这是赌博，但我赌尹小生和奶奶感情深厚，赌他会留下联系方式。
老吴的手停在半空。他盯着我们，似乎在判断真假。漫长的十几秒后，他收回手，从油腻的围裙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撕下一页，写下一个号码。
“他只说如果家里有急事，打这个电话。”老吴把纸条递给我，“但我警告你们，如果你们是来找麻烦的……”
“我们只是传话的。”丁丽丽接过话。
公用电话亭里，我拨通了那个号码。响了三声后，对面接起来，但没有说话。
“尹小生吗？”我问。
沉默。
“你奶奶昨天又进抢救室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我说的是实话——我们从护工那里得知的消息。